摘要：　　大匠不务精巧，因为他思考的是更广阔的东西，即读者的需求，一种在消费（接受）基础上的规范和指引。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策划”，有段时间是个新生事物，但名声不是那么好。因为策划对象经常是媒体。比如，当时的策划名人中，有个“点子大王”何阳，吸引来很多求富无门的人，他也赚了钱。其中一次合作，浙江省宁海县茶院乡后坑李村农民李昌达慕名买何阳的专利，“点子大王”灵机一动，觉得光卖技术不过瘾，就给农民出主意，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招来数路记者，包括央视《东方时空》。新闻发布会后，《不买鞭炮买智慧，农民向何阳预订致富点子》的报道在一些媒体刊出。

　　这个现在一望而知的花招，当时只有一家媒体没有按照何阳的思路报道，而是揭穿了骗局：农民不是买点子，是买技术的，结果第二天到“点子大王”的研究所一看，没合格的技术，农民把钱要回去了。后来一个西部省份残疾农民被坑，何阳因此入狱，算是个悲剧。那篇报道的题目是《没留神涮了道新闻》，发在《中国青年报·经济蓝讯》上。

　　“经济蓝讯”是国内日报中第一个做深度报道的特刊。主编王安，是国内第一个报道有偿新闻现象的记者。“经济蓝讯”没打什么标语，也没什么强硬姿态，但温和、坚韧、专业、有力。

　　比如，关于涿州诈骗案的报道。1993年9月28日开始，“经济蓝讯”连续刊发《涿州骗子好大胆》等六篇报道和来信。在事件得到初步处理后，1994年3月8日，刊发《涿州案：工作组走了，专案组来了》，对诈骗犯量刑、诈骗金额中行贿去向、涉案的党政干部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感兴趣的可以找找当年的报纸看看，这是一个经典案例。

　　还有一个，是长城集资案。长城机电公司，集资年利润24%,且可随时兑取。3月9日，“经济蓝讯”发表《长城上吊起个馅饼，谁敢咬》，引发挤兑。后来公司被查，以闹剧收场。

　　当年“经济蓝讯”创造的经典案例很多，比如人民币国际化的报道，在当时人们包括相当多所谓专家经济常识匮乏的情况下，是比较专业的。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报道，揭示了一些地区在政绩认识方面存在的偏差和实践中对党的原则方针的偏离，稿子很短，影响很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在再回忆这些案例，我感受最深的是不拘一格，与时期相近的“冰点”相比这个特点更明显。“冰点”的稿子打磨得都很精细，选题也刁钻，很容易“经典化”，出个书、提供个范例什么的。而“经济蓝讯”除了增加一些黑底白字的标题，形式上几无创新，包括那篇《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作品，只发在二版中上部偏右位置，包了一个小框。

　　和我们现在从业者那些精致的文词与版面形态相比，“经济蓝讯”更像“毛边纸”。而和我们现在相当多优秀新闻作品相比，“经济蓝讯”稿件的精巧也不在一条路上。不过，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把所有好新闻作品组成一张报纸，即使在报纸没有受到网络影响的时代，是不是会有读者？我是没有信心的。

　　当时“经济蓝讯”为什么会受欢迎呢？过去曾有过一个故事，法国雕塑家罗丹受邀请创作关于巴尔扎克的雕塑，他的设计小稿选择的是巴尔扎克创作到深夜、披袍散步的场景，据说，他的学生一看到就赞美双手雕刻精美，罗丹当场凿去小稿中的双手，他认为这精美的细节会妨碍人们欣赏他要表现的巴尔扎克的神韵与内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匠不巧”。大匠不务精巧，因为他思考的是更广阔的东西，即读者的需求。读者需求不是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这样简单的需求，而是一种在消费（接受）基础上的规范和指引。比如如果何阳当年认真读读“经济蓝讯”对他的报道，或许不至于犯罪入狱十多年。

　　大匠不巧，除了追求，还有底线。王安后来在一篇《记者怎样拿红包》中说：长城机电公司沈太福非法集资案，曾扫倒一批记者和社会名流。事后据传，沈太福的红包攻势花费了3000万元。

　　王安在回忆文章中说：他要求记者与长城公司的所有接触，都必须两人同时在场，就是防着塞红包说不清。后来长城公司被查封，沈太福被逮，新闻界风声鹤唳。王安回忆说：“咱守着两条，一是报道不失实，二是手脚干净。”

　　“直到当年6月，朱镕基总理整顿银行约法三章，谈及长城非法集资案，方才有个说法——在新闻界，惟一提出质疑的，只有《中国青年报》。”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