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7年，《中国新闻社会史》的初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随后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十年之后再看，李彬教授试图激活当代

　　2007年，《中国新闻社会史》的初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随后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十年之后再看，李彬教授试图激活当代感，并借此重新想象新闻史的学术抱负，仍然值得回味。

　　李彬教授在新闻学界执教多年，后又师从方汉奇先生读博，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面临的现状及问题，自亦不无所思。早在1996年，他就提出大胆借鉴新史学的有关立意，不妨“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但是究竟如何以新史学来落实，特别是“想象”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写作，当时也只有笼统的设想。

　　在此前后，有些论者开始强调新闻史研究要注重本体意识（主要针对以往偏重革命史和政治史的倾向）。再加上史学界的其他一些进展，李彬的有关看法也越来越清晰。在评论方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时，他特别指出值此创新时代，新闻史研究要实现重大突破，或须考虑三方面的转换。即由“史实”与“学术”层面，向“义理”与“思想”层面转换，试图借此探索和“想象”新闻史研究的新模式。

　　调入清华大学特别是开始讲授中国新闻史课程后，其有关想法越发明晰。到2007年前后逐渐形成一种“‘新’新闻史”的构想。简言之，即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联。基于早期的思考，他亦在相关作品中明确提出，新闻史研写要力求做到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三个融合。其后《中国新闻社会史》每经修订，李彬的相关思路便更进一步。到2009年夏插图本修订再版时，他明确提出在研究领域、学科定位和理论方法上要有三个“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重视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

　　其实早在1997年，李彬就提出“只有从当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闻史的真谛，当代性才是新闻史的根本之所在”，试图以此破解“新闻史有什么用”的棘手难题，同时借助于“当代性”这一设想来“激活”新闻史。等到2007年构思、整理和写作新闻社会史时，他则明确主张：要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使新闻史研究的轴心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从而使新闻史成为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2009年修订再版《中国新闻社会史》时，他进而提出研究重点要从“旧中国转向新中国”，因为这与当下业界和学界的关系更密切。换言之，越来越力图以“当下”甚至是“当代”来激活历史。

　　李彬服膺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提出：“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新闻史的本真属性。”然则新闻史的过去和现在或者当下、当代如何勾连？怎样才能“激活”这种勾连？“当代性”或者新闻史之用到底靠什么途径来体现和落实？为此，李彬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借鉴乃师方汉奇先生当年上课时的一些做法，在叙述中适当穿插新闻人的遗闻轶事、历史掌故和社会关系，于不经意间透露和传达了新闻史之当代的一面；又如不满足于一般的史料铺陈，而是侧重于思想性、解释性的研讨和写作，试图以此来呈现新闻史的当代意义。

　　不过总体来看，怎样才能更好地“激活”新闻史之想象力与“当代性”，仍待多方面继续努力研究。比如我国台湾学者陈顺孝，就曾根据自己的职场经验写了一本颇有特色的融合了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的作品《新闻控制与反控制：“记实避祸”的报道策略》。这样的尝试无疑值得鼓励。又如唐海江教授最近以成舍我为例，探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战后际遇。其间折射出中国政治伦理与新闻职业伦理的冲突，虽历经七八十年时光、媒介技术翻天覆地变化，但那种张力不仅未曾稍减，甚至更加剧烈。诚如《新闻与传播评论》的该辑编者前言所说：“这种与当代问题的连通性，或者说研究问题的当代感”，正是新闻史研究弥足珍贵之处，也是相关探讨可以进一步展开想象的地方。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