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学界近年逐渐兴起的一些新讨论颇可留意，对理解内参乃至推进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都很有启发。

　　在当下日益活跃的政治传播学研究里，较之政治话语、国家形象等热点议题，有关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政治信息的传播与沟通，受关注较少。比如内参现象，即是如此。人们都知道，内参在当代中国实际的新闻传播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而且曾经、正在并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学理上又似乎很难归纳和解释这种现象。其实，如果不拘于既有的学科思维，另换一种角度，比如从信息沟通的角度来理解，亦未尝不可。

　　这方面，历史学界近年逐渐兴起的一些新讨论颇可留意，对理解内参乃至推进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都很有启发。2017年春以来，以较早提倡要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所在的海内外宋史学界为主体，已举办两次“信息流通与国家秩序”工作坊，并引起学界与社会不少关注。特别是，“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项目已于2017年11月被教育部立为重点研究项目。可以说，信息沟通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与之相关的会议、工作坊等为数不少。2017年11月初，复旦大学也召开了一场信息渠道工作坊会议，与北大的活动可谓南北呼应、相得益彰。

　　一个关注古代的历史学者，怎么会关注起信息沟通这种按学科来说更偏近于新闻传播的话题呢？据邓教授介绍，这首先源于历史学界内部不同领域间的沟通与对话。那还是1993年，她去台湾参加“中研院”史语所“宋代的家族与社会”项目。当时通过接触文集、墓志、地方志等不同类型的史料，以及对朱长文、龚明之等个案的考察，她意识到制度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地方家族的研究看似领域不同，实则有着沟通、对话的可能，而联结彼此的桥梁就是“信息”。碰巧那会儿她又接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东西。对道格拉斯·诺斯所言“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越多，成本越低”，邓教授颇有所感，因为这显然和她原有认知有相当不同，也激发起了她继续探究的兴趣。

　　启发还源于一些传统和现代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比如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宋代之法注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而中央和地方“相维相制”的基础、中央对权力的把握、对各级官员的掌控等，在邓教授看来都得围绕信息展开。又如近年来关于地方社会、士人网络的研究成为热点，而地方士人的交际活动内容，在邓教授看来很多也都是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再如白彬菊在研究清代中期的军机处时发现“文书制度的本质是信息流”，而信息正是一切决策的基础。

　　对邓教授来说，关注信息流通还源于一种很重要的启发，即现实生活。在她看来，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媒体对于疫情信息的传布、控制，以及在诸如矿难等事件中人们对公共信息知情权的追求，都体现了以信息为表现形式的国家制度的运作情形和公众对之的反馈。可以说，信息流通是一个贯通古今的题目，这也是“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选题的现实意义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邓小南教授对“信息”有其独特理解；挑剔的新闻传播学者也许未必完全同意。但无论如何，对于信息的理解、传递，与制度和组织相互依托、互相作用，信息流通与不同政府部门、社会群体、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都可以作为思考、观察以往问题的全新角度”；换言之，有关信息沟通的问题，应该是“处处有材料，人人有话说”。起码在这一点上，邓教授说得很对！

　　综观提交两次“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工作坊讨论的一些研究，的确都呈现出日常或非常时期信息沟通对国家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影响。正如与会的台湾历史学者黄宽重教授在点评时所强调的：“信息沟通可以扩大为有影响性的议题，是很理想的跨领域研究方向。”他相信，以“信息”的新鲜视角切入，将有助于对旧问题产生新看法，也有利于突破史学界以往过度重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做法。因此，推动相关讨论，显然“有助于跨出历史研究范畴与其他领域结合”。就笔者感兴趣的内参现象与政治信息沟通而言，相信此言不虚。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