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告别话语”折射出告别者告别话语权的内心悲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已经举办了5届，在最近的2016年度评选中，一篇题为《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引起了我的兴趣。尽管这篇论文最终未能上榜，但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它至少让我的这样一个忧虑不是杞人忧天——我们还能看到多少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少看些这样的告白吗？

　　这篇论文选取的分析样本时间范围是从2009年到2015年，离职告白的文本包括个人微博、公开信、访谈和内部邮件四种形式。该论文的研究发现：传统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时的主要归因。我很认同这篇论文的研究结论：传统媒体人的离职报告，为研究中国新闻业的转型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传统媒体“黄金时代”的逝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外的研究者将媒体人的离职报告定义为“告别话语”进行内容分析，成果也算可观。但中国媒体的体制和语境，毕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领域之一。既然如此，我以为至少有这样一些深入的追问可以延展对离职告白的研究。

　　首先，离职司空见惯，为什么“就你们媒体人话多？”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中引用了广为流传的一种网络嘲讽：“就你们媒体人话多：你们媒体的记者、主持人、编辑们，都太爱装饰自己了。跳个槽是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是转型、是自我突破；不跳槽就是坚守新闻理想、坚守情怀。反正你们干什么都那么美好、有情怀。不就是换个工作嘛，你看看别的行业哪有那么多废话。只能佩服你们太能扯了。”媒体人离职之所以不能和其它行业的跳槽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话语权——既然话语权是控制舆论的权力，那么媒体人就是这一权力的实际操控者和执行者，更通俗地说至少是议程设置的具体操办人。离职告白的这样一个关键细节不能忽略：这52位媒体人中，有10～20年媒体从业经历的27人，有20年及以上媒体从业经历的12人。也就是说，这些离职者可不是“新兵蛋子”，他们对话语权的理解渗透着职业履历的点点滴滴。比如主持人，他们就是“嘴力劳动者”，一路走来，本来就话多。你不让他说，这可怎么活呀！因此，能不能这样说：“告别话语”折射出告别者告别话语权的内心悲凉。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让人们对话语权的认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观察视角。

　　其次，离职者中，媒体高管为什么不告白？

　　这里说的高管，指的是省级媒体的台长、总编们，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司局级干部。在已离职的媒体人中，他们的离职影响更大，更吸引眼球。其中的几位电视台副台长我有过接触，有的还比较熟。平心而论，能干到这个位子，他们是成功的。那么，为什么他们离职采取的是“轻轻的我走了，就像我轻轻的来”的方式呢？我试着举出一个形而上的例子：当年掌管文艺界的周扬去世后，曾有人这样评价：虽然当官多年，但骨子里还是个文人。这被认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也难怪，为文与为官，既要当官又要做媒体，游刃有余者实属不易。或许，这样的离职更多的是一种文人行为而不是官场所致。

　　最后，仍然是绕不开的主题：我们能少看些传统媒体人的离职告白吗？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

　　关于离职，马云有一个经典的说法：离职不管有多少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不外乎两个：一是心里觉得受委屈了，二是钱给得不够。精神的、物质的都让马云说了，似乎无懈可击。不过，传统媒体毕竟不同于传统产业和行业，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媒体产品的精神创造特征不会改变。所以，能够彪炳千秋的仍然是传统的东西。

　　《出师表》仍然为人们所景仰和传诵，“离职告白”在哪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