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法治为准绳，密切结合现实，是张友渔政论的特点。

　　按照官方的表述，多称张友渔是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学家和新闻学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友渔历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2年，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直接参与1982年宪法的起草工作。法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身份，自然是实至名归。

　　其实，他也是植根于新闻学家的著名政论家。

　　他给我的政论家形象，来自两篇文章。一篇是他1932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的讲义《何谓社论？》。讲义中，他对社论的定义是：“代表报社之意见，对于时事有所解释、批判和主张，以期指导读者之论评也。”并进一步将社论剖析，第一，社论必为一种论评，非泛然不切事实，不着边际之普通论文。第二，社论必为代表报社意见之论评。第三，社论必为关系于时事之论评。第四，社论必为有所解释、批判和主张之论评。第五，社论必为以指导读者为目的之论评。这个定义，准确，且全面，基本涵盖媒体社论之范畴。

　　另一篇是他1985年9月2日撰写的《谈新闻立法》。文中提出：“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法。”他关于新闻立法的言论，被概括为“既要保障新闻自由，又不许滥用新闻自由”的“两点论”，常被视为关于新闻立法的基本原则。

　　张友渔生于1898年，逝于1992年。仅就办刊而言，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他就担任太原《并州新报》、北京《世界日报》、上海《申报》和汉口《中山日报》等多家报刊的驻京记者或特约撰稿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先后担任过天津汉文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主笔，并任燕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讲授宪法学、劳动法学、新闻学和日本问题。1943年在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新华日报》社长。至此为止，办刊经历算是告一段落，前后历经20多年。

　　其间，张友渔撰写了大量政论，如《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民大会》（1937）、《国民党与宪政大会》（1939）、《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政治》（1941）、《论人民的自由权利》（1944）、《民主的正轨》（1945）、《人民要求言论自由的兑现》（1945）、《保卫新闻自由》（1946）等，几乎涵盖每一个时期。

　　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主政治》中，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具体内容至少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必须召集真能代表全民的民意机关；其二，不仅要有民意机关而且要由民意机关产生民主政府；其三，必须彻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

　　而他对新闻评论的研究则贯穿于三十年代，先后撰写了《新闻的性质和任务》（1933）、《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1933）、《报纸与舆论的新构成》（1934）、《报纸评论之起源》（1934）、《报纸何以煽动群众？》（1934）、《论统制新闻》（1934）、《政治与报纸》（1934）等。

　　1949年后，1958年撰写了《怎样才能贯彻群众路线》。再次拿起笔时，已经是1978年了（撰写《法制是保障民主的重要手段》）。之后，张友渔的思考重心转移到法治的问题上来，撰写的政论也多聚焦于此。如《党的活动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1981）、《论我国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1984）等。

　　纵观张友渔的政论经历，以法治为准绳，密切结合现实，是其明显特点。就新闻立法而言，他提出党对自己的机关报要全面领导，对不是党的机关报的报纸，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领导，在行政上要通过有关国家机关进行领导。

　　张友渔一生追求民主，秉持法治，就像他在《民主的正轨》（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中所说：“民主的正轨是人民有权选举政府，有权决定法律。合于这正轨的就是民主，不合于这正轨的就是不民主。”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