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政治，进而论政，必然切中要害。

　　费巩这个名字，估计今天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因为他不仅仅是学术史上的失踪者，更是言论史上的失踪者——同时也是肉体上的失踪者，和储安平一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1945年，大学教授费巩的失踪，轰动一时，也成为悬案。

　　十几年前，学者傅国涌在《“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之死》中感慨：“费巩早已被遗忘，他的文章、他的书我们今天也很难读到。我为本民族上个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我们长期以来对费巩的遗忘感到羞耻。费巩先生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

　　费巩1905年生于江苏苏州，曾就读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并赴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1931年，他毕业归国，中途取道苏联，回国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并在中国公学任教。

　　费巩的一生，研究政治学，尤其钟情宪政民主，始终和政治密切相关，而其在学术史研究宪政和言论史上论政的价值，也得益于政治。所以，他说出“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的名言，并不意外。

　　1932年，他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的政治制度。翌年，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抗日战争爆发后，费巩随浙大内迁至贵州遵义，并于1940年8月受竺可桢邀约，出任训导长，深受师生尊敬。

　　虽然费巩去世时年仅40岁，却著作颇丰，如《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英国政治组织》《比较宪法》《瑞士政府》等。

　　1931年，26岁的费巩在《英国文官考试制度》（又名民仆制度）一书中，观察了英国文职官员的编制、职权、考核、升降、待遇等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并论证民仆与人民的关系。“人民视民仆为政府佣人……民仆忠勤廉洁，踏实地真为人民办事。可以三年无内阁，不可一日无民仆。民仆何尝有侵危人民以自利之心。”

　　1944年，国民党一党专政控制加剧，费巩接连发表政论，抨击时弊，在言论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芒。如《政治风气之转移》（《大公报》，1944年4月18日），《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七号，1944年4月），《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民宪》第一卷第五期，1944年7月），《人民自由与国民大会——论制宪应据之原则》（《宪政》第九号，1944年9月），《王之反对党——论英国之政党政治》（《民宪》第一卷第八期，1944年10月），《评〈英国议会政治〉》（《思想与时代》第二十五期，1944年10月）等。其中，《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一文，《思想与时代》和《宪政》月刊都不敢刊登，最终在《民宪》发表。

　　这些政论结合作者关于宪政民主思想的研究，对国民党的独裁进行批评。《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一文，则集中体现了费巩的主要政治主张：“为求真正宪政之实现，所望于国民党者二事：一曰容忍敌党；二曰开放舆论。盖真正之训政，不是训练人民使之服从，而是教以公开讨论国是。有健全之舆论，斯有健全之政府。”

　　这些言论，无疑会得罪并激怒当权者。1945年2月22日，费巩在《新华日报》发表的郭沫若的《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上签字。3月5日，费巩失踪。

　　《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中，提出了恢复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讲之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等六大民主措施，由郭沫若起草，文化界300余人联合署名。

　　据悉，3月5日凌晨，费巩准备到北碚复旦大学讲学，在重庆千厮门码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遇害，尸体被投入硝镪水中化掉。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专门派员到费家慰问，并带来周恩来的问候和总理亲自批示的优抚金。1978年9月5日，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1997年4月，浙大老校友捐款，在浙江大学校园内建了一座“费巩亭”。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