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衡量一位政论家的价值，参照之一就是他是否聚焦自己所在的时代那些最为重要的命题。

　　就像费巩一样，费青的名字同样让人感到陌生——尽管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弟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

　　在青年学者陈夏红的著作《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中，专门介绍了这位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法学家。

　　在书的序言中，法学家江平写道：知识分子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学有专长，学有新用，很在意他的专长能否有用，所以“弃”和“用”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能否被社会所承认。

　　费青，之所以让人感到陌生，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作为法学家的价值，被“弃”在曾经的年代里。

　　2015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刊文《遥望费青：一个法科学人的背影》，文章介绍《费青文集》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首发式，借由此书，这位中国法科先贤重回公众视野。

　　费青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学院，曾先后任国立暨南大学、私立朝阳大学罗马法教授，兼做律师和《晨报》编辑。1935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并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哲学。回国后，费青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法律系主任。

　　费青有一个判断：“法律的必需，是与人类社会同其始终。最合乎法律目的的体制是民主，所以民主就是法治。法治的实现，不只靠法律本身，尤其靠上下守法的精神。”这种认知，不但贯穿他的法学研究，也体现在他的政论经历中。

　　就法学研究而言，他著有《国际私法论》《法理学概要》《西方法律史》等，还翻译有美国学者霍金的《法律哲学现状》。

　　就政论经历而言，费青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上世纪40年代。他既在当时民盟的杂志《民主周刊》发表文章，也在弟弟费孝通主编的《时代评论》刊发评论。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费青撰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批判。

　　此外，他还撰写了挽联发表在《时代评论》悼念专辑的封面上：“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使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空负了锦绣河山，豺狼当道，鸱鸨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随后，当局答应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惨案后，费青在《时代评论》刊发《惨案的法律解决》说：“如果没有刚正不阿的司法官员来主持正义的舆论，尽力搜集证据，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最终的结果不外乎将案件慢慢搁置起来，或者捉住几个小喽啰或者替死鬼，甚或对含冤者反咬一口。”

　　而在听说监察院将该控诉案搁置后，他写了《监察院休矣！》，直斥：“国民党失信于人民的最大原因，便在于自己立了法而不施行法，便在于太讲政治而牺牲了法律。若是国民党早能大公无私地执法不阿，法院像个法院，监察院像个监察院，一切制度像个制度，哪里会弄到今天这个众叛亲离的悲惨境地？”

　　与之同时，作为法学家的费青更多地用政论家的笔触关注社会的制度设计问题——衡量一位政论家的价值，参照之一就是他是否聚焦自己所在的时代那些最为重要的命题。

　　围绕“五五宪草”，他先后撰写了《人民心目中的五五宪草》《人民应该立刻注意宪法问题》《从人民立场批评五五宪草》《评宪草修改原则——责任行政及司法独立》等，还把观察的视角投诸海外，撰写了《美国宪法上的言论自由》《谁守卫了美国宪法？》《宪法与宪政》等。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费青还与吴晗、袁翰青等创办《中建》月刊，自任主编，被称作当时最敢言的杂志之一。在《中建》1948年第1卷第9期，费青发表了《论狂妄政治》，触怒当局，直接导致《中建》停刊。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他认为用“狂妄”来“形容我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真是千真万确，恰到好处”。该刊解放后恢复出版，改名为《新建设》，费青仍任总编辑。

　　1949年后，费青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副教务长。同时，他曾协助董必武起草、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7年，费青病逝，年仅50岁。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