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记者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

　　提起朱启平，不少人一下子就想到他的名篇《落日》。当年作为《大公报》派驻太平洋战场的战地记者，除了这篇反映日本投降的特写，他还向国内发回了其他一些新闻报道，并以其出色的文字能力赢得同行及读者的称许。1980年代初，曾有年轻同业向他取经：“特写应该怎么写?”朱启平被问住了。因为对于这样一种体裁的新闻报道，他的头脑里并没有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那样的条条框框。他写作时几乎全凭多年工作中练就的本能和直觉，只是“根据看到的、听到的、体会到的、深有所感的，以尽可能简练清顺的文字，宣泄纸上”，很难说要根据什么规律动笔。换言之，他只是认为：“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当年在战场上，朱启平几次与子弹擦身而过，但都侥幸死里逃生。美国同行欧尼·派尔，则没他那么幸运。二战末期，这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从欧洲战场转到太平洋战场，眼看就要迎来最终胜利，却不幸牺牲。可以说，派尔为新闻业服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人不朽，也赢得同行的尊敬。另一位令朱启平印象深刻的不寻常记者，则是在东京湾的战舰上碰到的《纽约时报》老社长。这位一战期间曾被授予将军之衔的老者，已然白发苍苍，本可享受贵宾待遇，但仍坚持记者本职，每天采访写稿，毫不放松。

　　朱启平也遇到过比较另类的记者。有一次在冲绳采访，在机场候机时，忽然过来一名中士，问他是否是随军记者。其实肩章袖标已表明朱的身份，中士无非借此搭讪，接着眯起眼睛，“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把记者这一行业狠狠冷嘲热讽一番”。朱启平正纳闷：素昧平生，何以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中士接下来的话，解释了个中情由：原来他的帐篷就在机场旁边。前不久有个记者，拿个录音机，就在他的帐篷一侧的空地上录音，以第一人称绘声绘色地大谈冲绳日本“皇军”最后覆灭的目击记：日军高呼“万岁”，疯狂冲锋，在我军机枪扫射下纷纷倒地，司令官切腹自杀，残军从绝壁纵身，跳崖落海……“真是火爆!”而这位“目击者”，其实离火线还有数十里，连个日本兵的影子也见不到。军士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相信记者的胡说八道”。

　　类似的事情，朱启平还遇到过一次。也是日本宣布投降之际，美国舰队进驻东京湾。为便于工作，原本分散在各舰的战地记者，被集中到一艘临时称为“记者舰”的军舰上。当朱启平和几位同业从小艇走上该舰的主甲板时，旁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扯了一下他的衣袖。朱启平随之走到一边。小伙子偷偷指着一人，悄声问道：那个提着打字机的，是不是××广播公司的记者？当然是。因为打字机壳上白粉大字写着该公司的简称。小伙子又问：“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广播些什么吗?”当时大家都忙于手头的工作，并不清楚别人在写什么、说什么，朱启平也是这样。小伙子说，那个记者昨天在广播里说：“昨天我们进东京湾，半空中机群密布，像一把伞，掩护着海面威风凛凛的舰队。海湾的岸上，聚集着数十万日本人挥旗热烈欢迎，其中的日本妇女，穿着和服，打着花伞，五色缤纷……”小伙子是从舰上广播中听到的，他所在的这艘“记者舰”，是驶进东京湾的先头舰只之一。朱启平则在跟随前面的扫雷艇的军舰上。他们都是前一天经过的目击者。实情是：头上是有飞机，但只是一架巡逻机，飞在扫雷艇前面侦察探路，并无机群，更没有密集到像一把伞。当时更没发现岸上有数十万群众，包括拿望远镜的。东京湾水面辽阔，烟波渺茫，根本看不到岸上的动静。所谓数十万人挥旗、和服、花伞，“只是十足表现了这位记者的丰富想象力”，难怪小伙子要嗤之以鼻。

　　多半因此，朱启平才意味深长地提出：记者要说真话，不说假话，“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至于文字水平，当然越高越好，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