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著作中，往往有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34年10月，祖籍瑞士、出生在英国的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在贵州传教期间被长征途经贵州的红军作为人质扣留，直到1936年4月才获释放。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勃沙特跟随红军长征队伍转徙行程近万公里，途经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省，成为红军长征的“见证人”。他在后来出版的近20万字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奇特的经历。

　　在勃沙特的回忆录中，我们除了能看到红军将领、战士的战斗、行军和生活情况，以及长征沿途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等人文、自然情况，还能够看到红军在长征途中是如何进行信息传播和宣传动员的。

　　从勃沙特的回忆录来看，红军在长征中的信息传播手段有编印书籍、小报，散发张贴传单，手写标语口号，召开群众大会，建立宣传队，举行小型集会、集体学习、演讲、唱歌、游戏等宣传和文艺活动等，涵盖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以及包括个人反思（自我传播）在内的所有传播类型。

　　沿途书写标语口号是红军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形式。关于标语口号的形式，勃沙特在回忆录里写道：“标语是用醒目的白颜色写的，字相当大，很远都能看见。”“到一个小山村后，我们被带到宣传队前，当时，他们正在一切可写的地方用红、蓝、白色书写标语。”从中我们看到，红军中的宣传队除了文艺演出，在长征中还担任着专业书写标语口号的任务。除了手写的文字类标语口号，有的还配上宣传画，做到图文并茂，从而使宣传形式更加生动。

　　标语口号的内容主要包括反蒋、抗日、分田、减租等宣传。除了针对普通群众，一些标语口号还专门针对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和瓦解工作。“接近三月底，红军开始为撤离这块根据地而做准备。所有建筑都写满了标语，内容大都是号召政府军中象（像）他们一样的工农穷兄弟‘掉转枪口，参加红军！’”

　　红军沿途书写的标语口号，除了动员群众、瓦解敌军外，还有一些是鼓舞战士行军和战斗士气或标示行军路线的内容。还有一些标语则是“提出爬山竞赛或讲一些有趣故事的”。

　　书写标语口号，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成了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活动。红军宣传人员和战士不仅利用沿途休息时间，甚至躲避防空之后的短暂间隙，也要抓紧时间在防空洞周边书写标语口号。

　　除了标语口号，传单和张贴物也是红军对群众和国民党军队宣传的重要工具，“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并反复宣传他们是红军”。即使勃沙特被释放时，红军一名干部在给他释放证明时，仍然不忘“另外给我几张宣传共产党人主张的传单”。

　　红军在利用标语口号、传单和张贴物等主要针对群众的简单宣传工具以外，组织内部还通过编印书籍、小报等相对专业的出版物进行内部思想统一和宣传动员工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在小报的编排设计上比较讲究，而且不乏专业人才。勃沙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小报的编排及有关共产主义内容的图画的设计，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同志擅长画画，于是我们便称他为‘艺术家’。”在小报的内容保障上，红军还设法动员广大战士积极给小报写稿投稿。除了小报之外，勃沙特还亲眼目睹红军战士油印“一本翻译的俄罗斯著作”。

　　通常认为，红军在长征中无法携带笨重的印刷设备，只有简单的油印设备，包括《红星》报在内也只能油印出版。遵义会议期间《红星》报的全部家当就是“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勃沙特在回忆录中明确写明他所跟随的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不仅有简单的油印设备，还有相对高级笨重的简易石印设备。这台石印设备主要用来印大型布告用。“他们用这种机器甚至能印红军在所到村镇张贴的那种大布告。”负责操作这台“简易的石板印刷机”的小姑娘和小男孩，繁忙时，一天要印到几千份。除了这台石印机和前面提到的油印机，红军还通过一个商人“又搞到一套油印工具”。

　　勃沙特的回忆录虽然不是专门记录红军长征中如何进行信息传播和宣传动员的，却在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我们研究红军长征中信息传播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文献。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