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学界和业界要更了解对方，需要进入对方去“深描”。

　　很少有一个行业像新闻业这样，有着业界与学界的职业内分野。业界学界间有很大的隔阂，有着同样的新闻基因，却缺乏共同体意识，学界觉得业界太肤浅，新闻实践偏离了理想形态，真新闻没多少，鸡毛蒜皮一大堆；业界觉得学界远离实践还对业界指手画脚，没有新闻从业经历也敢讲授采写编评，研究新闻却很少在公共事务中发言，热衷于用“新闻伦理”规训业界却很少跟业界站在一起去批评公权力。

　　用科学社会学的“边界理论”看，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不仅有着对外的边界意识，新闻职业内部学界与业界间也有着一道铁幕式的边界。在这个边界的两边，新闻学界与业界在争夺专业话语阐释权上进行着扩张（进入对方领域）、驱逐（将局外人逐出专业领域）和保护自主性的工作。比如在“新闻教育”问题上，新闻学界和业界就有强烈的边界意识，业界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实践中掌握的新闻从业经验才应成为新闻教育的正统，而学界中不少教授觉得经验只是经验，是无法教的“缄默知识”，未能抽象为系统化的理论，没有资格登堂入室进入新闻教育体系，那点儿经验做一次讲座就讲完了，无法撑起新闻教育的一门课程。

　　芭比·泽利泽也谈到过新闻研究中的三个诠释共同体：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研究者。她形象地针对这三者之间的分歧做了如下描述：新闻工作者说新闻研究者和新闻教育者无权把他们的脏衣服晾出来给人参观；新闻研究者说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不够理论化；新闻教育者说新闻工作者把头埋在沙子里，新闻研究者把头伸进云里。她呼吁这三个共同体应该加强理解与合作以提升新闻研究的学术水平，可在边界隔阂形成的专业地盘中，理解是比较难的，难就难在缺乏沉浸到彼此视角中所形成的“同情之理解”。

　　说来挺惭愧，我前段时间写一篇文章，本想谈当下新闻学界与业界的身份隔膜，呼吁弱化行业内的边界意识，增强交流，没想到文章本身却暴露了我的这种隔膜。我统计了2017年某月新闻学界业界举办的一些会议，发现两界基本上是各办各的会，缺乏实践与理论的交流融合。我举例说：比如一个主题为“重访黄金时代：媒介社会学经典的再诠释”工作坊，探讨当年那些关于新闻生产的经典研究。从嘉宾组成和发言者来看，全部是新闻传播学界中人，没有一个业界人士。这个工作坊探讨的是媒介社会学，当年那些经典研究，如塔奇曼的《做新闻》、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吉特林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研究的都是新闻生产。可这样一个话题，竟然缺乏业界视角的参与，一群学界中人关起门来坐而论道谈新闻编辑室观察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实践知识和表象知识。

　　这个工作坊的组织者之一白红义老师后来提醒我，这样举例非常不妥。其一，这个工作坊的主题是重读经典著作，肯定得以学界为主，媒体朋友不大会看那些书；其二，工作坊的12篇论文中有三分之一的作者是有过新闻从业经历的。实际上，白红义老师就是从记者转型为学者的成功典型，身上带着浓厚的业界基因。实际上，这个工作坊恰恰表现了一种新闻学界业界融合的取向，而不是相反。真的很汗颜，如果我写文章时对这个工作坊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访谈，就不会以此为例做这种想当然的判断，不会拿这个作为论据了。一方面说明我学风不扎实，另一方面说明身在业界的我对学界的很多方面确实不了解，下判断时容易浮光掠影，没有深入学术群体中去了解。

　　学界看待业界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脱离语境的所谓“文本分析”大有问题。一个著名评论编辑抱怨说，有一次一个新闻学者批评她的版面，说头条不应该用某篇文章，当天最应该评论的事显然不是那件事，质疑编辑的判断力。她说，那个学者不知道，在这个头条之前已经换了四个头条。只看最终版面，而不看新闻编辑的过程，不了解语境，就很难了解业界实践之难。

　　也许这就是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所强调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新闻学界和业界要更了解对方，需要进入对方去“深描”，沉浸到对方的日常系统，理解了对方意义结构的分层等级，理解对方的文化、仪式、习俗、观念之类的背景知识和概念结构，才能分清楚眨了一下眼睛这个动作到底是眨眼、挤眼、假挤眼、模仿还是模仿之练习。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