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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研求哲理,科学启蒙

2018-11-16 17:58:04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9月上   作者:高明勇

摘要:  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

  如何做一个言论家?“凡一民族,必有共喻之信条焉。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经千百年之沿守,遂深渍于群众意识之中。言论家本此信条为立论基础,其褒贬之善恶即群众共喻之善恶,所辨别之是非即群众共喻之是非。用能以心相印,无有扞格。”

  1918年,针对“言论势力薄弱”的现象,杜亚泉在《东方杂志》刊文《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第15期第12号),并呼吁“言论界对于社会及个人,负有指导监督之责”,“言论之见重于社会,不仅其言论之能动听也,必其行谊足以助成其言论之信用,然后发一言而群情倾服,建一言而社会歆从。”

  杜亚泉,近代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翻译家和科普出版家,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涉猎颇广,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医药、政治、法律、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涵盖各个方面。他一生重视教育,曾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科技大学和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主编大量教科书,传播西学,被誉为科学报国的先驱。

  杜亚泉这个名字,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无人提及。后经王元化、许纪霖等学者的大力推介,逐渐为人所熟知。事实上,他是一位被严重忽视的言论家。

  虽长期关注自然科学领域,可是杜亚泉没有拘泥于此,“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

  蔡元培对杜亚泉的言论贡献评价颇高:“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杜亚泉君传》),并专文评价说“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言论史视角的杜亚泉,和一本杂志密不可分——《东方杂志》。《东方杂志》为月刊,创始于1904年,初仅为选报性质,汇编朝廷文告及报刊文章之类。

  在1911—1920年主持《东方杂志》编务的9年里,杜亚泉针对国内外形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学术思潮等问题,“无不作详明迅速的编载”,并增设“科学杂俎”等栏目以传播科学知识,增设“谈屑”等栏目以针砭时弊,使得《东方杂志》一跃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大、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之一。

  言论写作方面,杜亚泉曾用“伧父”和“高劳”为笔名,撰写政论、时评、论文、杂感和译著约300余篇,如《减政主义》(1911),《政党论》(1911),《再论减政主义》(1913),《现代文明之弱点》(1913),《论民主立宪之政治主义不适于现今之时势》(1916),《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1916),《言论势力失坠之原因》(1918),《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等,在言论史和思想史都兼具影响。

  其“减政”思想,可谓针砭中国政治之要害。“减政云者,减并官厅,减少官吏,减省政务,即减缩政治范围之谓也。”在《减政主义》(1911)一文中,他指出:“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否则,“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

  两年后,他又撰写《再论减政主义》(1913)进一步申明观点,虽“深知此主义不能为吾国多数政论家所赞同”,然“深信此主义之有裨益于吾国”,并指出具体的方法:“其不必为国家所经营者,决不持政府万能主义以干涉之;其当为国家所经营者,亦决不持消极主义以废置之”。

  在代表作《迷乱之现代人心》(1918)一文中,杜亚泉从“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迷途中之救济”五个方面进行剖析,指出“夫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犹之人之心地安乐与否,不能以贫富贵贱为衡”。

  历史的长河中,有些人的命运注定一波三折,也许被记忆,也许被遗忘,但都无法忽视其价值。“一个久被尘封、忘却或误读的杜亚泉,已以其博雅、开明、周详、深刻的思想家形象,站立在思想史上……对杜亚泉调和思想、接续理论的再评价,折射的是今人对‘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的反思,对近代以来片面强调斗争哲学的深恶。在这个意义上,杜亚泉的思想没有过时,杜亚泉仍然活在当下。”(历史学者熊月之语)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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