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舆论汹汹，只有两种方式可取：第一是避其锋芒，避免“争论心态”；第二是“用事实说话”，避免把观点强加于人。

　　舆论引导，古今都有；古人在这方面常犯的错误，今人也常见。最典型的一种，可称为“争辩心态”。

　　既然起了舆论，往往意味着某件事情突然出现，或者某个话题引发了格外关注。这种状态，属于“非常规”；“常规”状态下我们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一些东西，现在拿出来，往往不合时宜。

　　比如，外地生产的某种药物出了岔子，成了热点，本地人自然关心“我身边有没有”。这个时候，本地很多部门会“躺枪”，成为舆论追逐和公众批评的对象。

　　稍微理性一点的人都清楚，外地生产的药物，本地监管部门的权限，只停留在“使用”环节；而使用和生产，毕竟属于两个体系。在“常规状态下”，这是有道理的。问题是，一旦进入“非常规”状态，你还去争辩，不仅徒劳无功，反倒会引火上身，导致舆情更加汹涌。

　　古代也有人这么干过——其实也就过去了200来年。争辩的一方，是堂堂的雍正皇帝，而他和舆论的对抗，不仅仅是通过出版图书（媒介）和反对者“隔空对话”，甚至还有面对面的辩论。细想起来，这样的雍正皇帝，倒也挺可爱的。至少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要比现在一些新闻发布会上的官腔有趣得多。这一幕在整个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1728年的某一天，雍正皇帝突然出现在审讯大堂上，亲自审问一个名叫曾静的囚犯。皇帝亲自审问囚犯，别说一般人想不到，恐怕曾静也想不到，自己居然能把皇帝给惊动了。案件起因是曾静等人写了封信给地方官员，上面罗列了雍正帝的十大罪状，撺掇这名官员造反；官员却将信上交了朝廷。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谋逆案，把人杀了就得了；可雍正帝一调查，发现这封信上列举的“十大罪状”，并非曾静自己在家琢磨出来的，而是有着广泛的“舆论基础”——曾静是根据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传言归纳的。

　　雍正帝决定采用和舆论进行辩论的方法处理此事。第一步，就是和囚犯曾静的面对面辩论。曾静口才再好，毕竟面对九五至尊，先矮了大半截；自己又是待宰囚徒，更是矮得不能再矮。毫无疑问，这场辩论，雍正帝胜。

　　第二步，是让曾静带着自己的“认罪书”，到处现身说法。这倒说明，雍正帝还是懂点舆论常识的，再强大的辩词，也不如一个罪犯现身说法有效。

　　第三步，是公开和舆论辩论，为此出版了一本著名的禁书——《大义觉迷录》。书中既有曾静等人的供词、忏悔，也有雍正帝的辩解；为了表达自己的真诚，甚至连“倘朕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的话都出来了，可见他焦虑到了何等程度。

　　宣传机器是自己的，雍正帝命令将该书大量印刷，供全国人民阅读。这已经比较“奇”了；更奇的是，乾隆帝一上台，立即宣布此书为禁书，全面收缴、禁毁。后任皇帝让前任皇帝的书成了禁书，可谓旷古奇闻。

　　纵观雍正帝处理这一舆论事件的过程，只有第二步还算可取。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当面辩论，即便赢了，别人也会说你是“利用官威施压”，好比面对记者提问时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除了形成新的热点，很难有什么益处；利用图书进行辩论，也很难令人心服口服，只会造成“两个舆论场”——印刷品上一个舆论场，老百姓的口头又是一个舆论场，两者截然对立。唯有曾静的“现身说法”——如果他确实被雍正帝亲自和自己辩论的诚意所折服，那么还是有效的。这叫“用事实说话”。毕竟，如果曾静出现在人们面前，大家首先会有一个概念：此人是个反贼，皇帝不仅没有杀他，反倒赦免了他；一个图谋造反的囚徒，都能被皇帝说服，何况其他人呢？

　　有了这样鲜活的背景，曾静的“现身说法”，自然会有效果。只可惜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媒体对此进行直播，否则，弄不好雍正帝的“舆论战”还真会咸鱼翻身。于是，曾静的“用事实说话”，只能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内，面对面传播。所以最终的结局，依然取决于《大义觉迷录》的隔空辩论。这本书成为禁书，已经证明了这次“舆论战”的结局。

　　面对舆论汹汹，只有两种方式可取：第一是避其锋芒，避免“争论心态”；第二是“用事实说话”，避免把观点强加于人。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