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萧公权的时论，语言平实，逻辑缜密，融实证与学理、解释与建构为一体。

　　2018年上半年，萧公权的《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中文版在大陆问世。这是他相当重要的一部著作，可以看作其代表作《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延伸，“探讨传统中国现实政治中是否存在社会转型可资利用的制度资源”。

　　萧公权（1897年－1981年），原名笃平，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江西泰和人。萧公权的一生，主要集中在求学与教学。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民国十五年（1926）是萧公权24年的求学时间：从家乡私塾旧式教育开始，直到青年会中学、清华学校、美国密苏里大学，在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完成博士学位。从1926年到1968年是萧公权的教学生涯：历经42载，先后或同时任教于南开大学、东北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十二所大学，以及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其间，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68年退休。

　　毕生投身于中国政治学与宪政研究的萧公权，政论写作自然是其表达方式之一。四年前（2014年），九卷本《萧公权文集》出版时，丛书主编、萧公权的弟子汪荣祖在总序中说：“萧先生的时论文章，因有深厚的政治学知识作基础，所发言论自不同凡响。萧先生毕生坚守教学岗位，然自九一八国难之后，因感书生报国的责任，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政论。”《萧公权文集》的第八卷为《宪政与民主》，为萧公权自1932年在清华大学讲课起，到1948年去国前为止，撰写的一系列分别发表于国内著名报章与杂志上的政论文字，凡二十二篇，集中反映了萧公权先生对于宪政和民主这一课题的思考和观点。

　　这些时论，表达风格上，语言平实，逻辑缜密，融实证与学理、解释与建构为一体。所论内容，既涉及宪政与民主的一般原理，也有对于中国古代政体和外域政制的介绍，更多的还是针对当时中国政治的实际所作的阐发。

　　他的“立言”宗旨是：“把平日所思所得有关国家社会进步的意见提出供政府和国人参考”，“促进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学术独立，是萧公权宪政精神在教育和学术上的投射。1946年，萧公权在《学术独立的真谛》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学术自身看成一个目的，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工具。国家、社会应当有此认识，治学、求学者的本人应当有此认识。所谓学术独立，其基本意义不过就是：尊重学术，认学术具有本身的价值，不准滥用它以为达到其它目的之工具罢了。”

　　“学术独立不是要学术与社会生活隔离，而是要学术能够摆脱社会恶劣风气的影响。”“学术独立不是要违抗教令，不遵法纪,放弃国民的职责，而只是要在求学过程中划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倘使一个学人把学校用为政治活动的地盘，把学生用为政治势力的工具，把学术用为政治企图的幌子，他这样地把学术当做了政治的附庸，而毁灭了学术的尊严独立。倘使他的心力用于政治活动者，多于他用在学术工作者，他虽未必因此牺牲了学术的独立，但是他已经犯了……喧宾夺主的错误，也不足以称为一个忠实的学术工作者。”

　　这些主张，在《如何整顿大学教育》（1933年）、《论教育政策》（1947年）等时论中都多有体现。

　　对萧公权而言，可以说，政治改革与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那场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知识分子参与者众。在张佛泉《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宪法？》、胡适在《再谈谈宪政》之后，萧公权发表《宪政的条件》（1937年），指出：“培养民治气质的教育也应当随时注重”，并列举出两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尊重法律的习惯”和“依法发表政见并服从多数的习惯”。此外，他还在《宪政的心理建设》中进一步提出，不可于实行宪政之外求训政，必须于实行宪政之中努力养成民治气质。民主修养和法治习惯，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来说，弥足珍贵。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