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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要不要新闻学院

2019-01-03 11:31:59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11月中   作者:张涛甫

摘要:  新闻学院需要努力,也需要定力。

  新闻学院从问世之日起,就被一个幽灵纠缠着:其存在的合法性是什么?时至今日,新闻学院要不要办下去,仍在争议中。最近,又一波关于新闻学院还要不要存在的争论在大洋彼岸起浪,波及我们这里,刺激了新闻学界的隐痛。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支持者会列出一大堆理由,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Bill Grueskin教授认为,当下新闻的业界环境决定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新闻学院。其理由是:其一,在新闻学院可以学到新闻鉴别、人际沟通、法律框架等在社会实践中不易获得的能力。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获得预测信源动机的能力。在实践中,该能力的缺失会直接导致沟通不畅;其二,新闻采编室内部培训机制基本缺失。过去新闻采编部有内部培训的机制,要求严格的编辑会付出时间精力培养年轻记者。现在该机制基本消失。究其原因,主要是新闻采编部编辑裁员和新媒体创业带来的“快餐”文化冲击造成的。有人认为网络时代新闻业的问题可以通过“告知读者”来代替“纠正错误”,而事实恰恰相反,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其实放大了新闻采编中的错误;其三,新闻学院是新闻创新研究的温床。过去人们认为新闻学院是新记者“练手”的地方,却忽略了其所发挥的深度研究和方向挈领等作用。在新闻教育面临严峻危机的今天,其作用愈加凸显。

  反对者的理由也有一大摞。路透社前财经记者、Fusion数字媒体负责人Felix Salmon就认为,新闻学院没有必要存在。新闻学院要么取缔,要么将其改为纯粹的学术阵地。新闻工作者的培训工作应由新闻采编部承担。新闻实践能力与是否获得新闻学位几乎无关。“实践性”新闻学院的存在没有意义,“无用”的新闻学院只是为了收支平衡。最终学生要为高昂的学费买单,成为唯一的受害者。另外,就读新闻学院不等于更有工作竞争力,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成本。

  在上述正反方争论中,我更愿意站在正方一边。在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的今天,也是资讯价值、秩序混乱之时,此时此刻,就更需要新闻学院成为新闻“乱世”的价值守望者和秩序护法者。所谓“后真相”,表面上缘于“真相”变量的不确定性,造成真相的扑朔迷离和求解困难,实际上是因“真相”共识的缺失。当社会的资讯能力提升的时候,就更需要新闻职业能力水涨船高。如今,不是不需要新闻学院,而是需要怎样的新闻学院。当社会信息能力整个儿提升之际,新闻学院的教育和研究能力并没有匹配性地提升,从而造成新闻学院成为知识和能力的“洼地”,社会之水泥沙俱下,水漫金山,对新闻学院的合法性形成严重冲击。

  新闻学院究竟向社会提供什么?其一,理念和价值的定盘星和压舱石,当整个社会出现价值偏差和理念失焦之时,新闻学院不能随波逐流,坐视浊浪排空、沧海横流。比如,在美国,特朗普利用民粹泛滥之潮,将新闻价值观带偏。这个时候,新闻学院的声音在哪里?其二,提供理论和新知,如今的新闻学院在理论创新和新知发现方面的能力严重滞后,无法输出高于社会和实践水位的高明知识。其三是培养人才。新闻学院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不能仅把新闻学院理解为业界人才的培训基地?现在业界和社会有一种功利的评价误区:把新闻学院培养的人能不能快速在业务上上手,作为评价新闻学院办得好不好、成功不成功的尺子。我要反问一下:作家是不是多是文学院培养出来的?能不能把培养作家作为文学院的核心指标?因此,不能把新闻学院简单理解为职业训练所。新闻学院的确需要强化专业技能,要有专业能力的训练,但这些不是新闻学院职责的全部。新闻学院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可成长性,须有较长的能力周期以及专业续航能力,人才的“蓄电”能力应该更强,而不是停留在短平快层次。在这方面,新闻学院需要努力,也需要定力。其四,新闻学院应该成为新事物、新技术的试验场。只有在大学,可以不计成本从事一些“务虚”的实验性探索。放空功利性的算计,做一些超前的实验和探索,宽容失败,在低概率的成功中,扮演业界和社会的前卫探索者。比如,西北大学的NUvention计划和奈特实验室、纽约大学与荷兰De Correspondent平台合作的新闻学项目、哥伦比亚的“唐氏”数字媒体研究中心等项目,这些实验性项目发挥了传统新闻采写所无法企及的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1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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