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个典型的科学传播事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给科学传播及科学共同体带来的挑战是值得讨论的极佳案例。

　　2018年11月25日，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在视频中称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的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以此视频为开端，各种媒体开始了对该事件的跟踪报道，并且引发了科学界的震荡和强烈反弹，进而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科学传播热点话题。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凸显了议程设置的重要作用，同时从其他方面给科学传播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首先就是该事件的媒体议程左右了科学（共同体）议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媒体在决定人们想什么上可能不会发挥什么作用，但是它可以左右人们怎么想。起初，人民网深圳频道发布的消息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持积极正面的态度和看法，但是随着一系列自媒体和微博大V从伦理的视角对这个事件进行再次审视之后，媒体关注开始发生转向，进而各科学共同体也纷纷表态，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到，在该事件出现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媒体的公共议程发生转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科学（共同体）议程。因为从传统上来看，科学传播的常规逻辑是先有科研成果的发表，然后是通过媒体对科研成果进行传播或者对其进行更综合性的报道，也就是所谓的没有论文就没有新闻（No Paper，No News），或者说英杰芬格规则（Ingelfinger Rule），即科技期刊发表科研论文之前，科研成果的作者不应该跟媒体进行交流。但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本身并没有科研论文的发表，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虽然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说他提交了论文。从历史上来看，这种首先通过媒体披露成果的做法往往会给科学共同体和科学传播带来巨大的挑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89年3月23日，弗莱西曼和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他们于实验室的小型装置上实现了常温常压下的“冷核聚变”。

　　其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公众对科学参与的高度需求和热情。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媒体上广为传播之后，众多公众开始积极地介入这个事件的讨论中来，他们或评论、转发微博，或通过诙谐幽默的段子来暗讽基因编辑婴儿技术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比如@知识分子微博发布的强烈谴责“在现阶段不经严格伦理和安全性审查，贸然尝试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任何尝试”的122位科学家的联合声明的阅读量就达到一亿次以上。近年来，公众参与科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当然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对科研成果的讨论，还有专家认为应该让公众在科学研究规划的早期阶段就介入，这样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也能够为科学研究提出自己的某些见解，甚至这些见解可能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设计自己的研究思路。回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本身来说，公众空前高涨的参与其实隐隐约约地表达出了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担忧，毕竟这是一项牵涉人类自身的技术。这也为一些关乎公众的科研项目提出了某种挑战，更让公众参与科学势在必行，因为公众的目光有时候会左右项目的走向，甚至能影响某个科研项目能否得到支持。

　　再次就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应该积极承担科学传播的责任。以往的很多事件表明，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在热点科学事件中往往保持沉默，或者存在着缺位的现象，又或者只是被动地等待媒体找上门来，疲于应对各种问题。这样一来，科学传播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权威的科学信息来源，进而给非科学、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的传播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但是在此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采取了积极的立场，主动发表看法和意见，从而引导公众对科学的讨论更加理性，也树立了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心。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积极的应对也是迫于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一系列信息，是对媒体议程左右科学（共同体）议程的一种被迫回应。但是无论如何，科学界毕竟行动起来了，这也是一种进步。

　　总体上来说，我们不仅需要从科研伦理本身来反思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作为一个典型的科学传播事件来说，它给科学传播及科学共同体带来的挑战也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极佳案例。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