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戈氏时评力求公允，遵循“重要性”原则。

　　在新闻学界，戈公振的影响毋庸置疑，一本《中国报学史》，“积数年之功，搜集了大量稀见资料”（林语堂语），既是拓荒之作，也是权威之作。

　　不过，长期以来，戈公振的身份标签更多的是记者、新闻史学家和新闻教育家，“评论”的色彩相对淡化一些。其实，这是不完整的，戈公振还应该是一位知名的时评家。

　　戈公振（1890年11月27日－1935年10月22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幼年入私塾读书，转而读于东台高等学堂，1913年赴上海，从“有正书局”学徒开始，后任《时报》总编辑。1927年1月，他曾赴国外考察报业：在英国参观了泰晤士报社，并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在德国参观了世界报纸博览会；在美国参观了《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到日本参观了《大阪每日新闻》和《福冈日日新报》等。1928年返国，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主任兼《申报星期画刊》主编。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新闻学和报刊史，并担任中央大学新闻系主任。

　　1914—1925年，戈公振在上海《时报》从业时，负责编辑本埠新闻并撰写时评。其时《时报》每天两大张四大版，三个新闻版，一个副刊版。三个新闻版上分别有三个“时评”专栏：署名“冷”，即陈景寒；署名“笑”，即包天笑；第三个专栏，1914年无署名，1915年1月1日起署名“公振”。此后“时评三”一直是戈公振专栏，直至1920年元月他作一版的国际周评为止。

　　戈公振的东台同乡朱兆龙，历时数载，整理了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戈公振任职《时报》时发表的“时评”与“一周国内外记要”，辑录为《戈公振时评》。据他统计，1915—1921年间，戈公振发表时评1723篇；1923—1925年的“一周国内外记要”，计68篇。共计1791篇。以这种时评写作经历与产出看，他足以称为“时评家”了。

　　《时报》，“适于时者曰时”，志在“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开时评之先河，“时评者，时报之评也。今各报仿时报之评而亦称之曰时评，时之为义大矣”。

　　如何做时评？《时报》“发刊词”中有明确定位：“第一，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第二，本报论说，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第十，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

　　“公”，阐明自家立场，力求公允；“要”，表明价值取向，遵循“重要性”原则。

　　这些理念，在戈公振的时评中得以彰显。比如1915年，他关注较多的是连续的天灾、猖獗的盗匪、多如牛毛的捐税、日渐凋敝的经济等；1916年，对官场丑闻、烟土毒品的社会现状多有批判。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年。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戈公振连续发表评论41篇。5月7日，上海召开国民大会，戈公振当天就发表评论说：“人之助我，不如我之自助。而自助之法，笔后必继之以实力”，“我国民其已澈底觉悟乎？请于今日之国民大会鉴之。”

　　5月12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戈公振呼吁：“国之不存，学于何有？”“国岂学生所独有，愿各界共起而讨之”。5月30日，针对社会上不关心国事的冷漠现象，戈公振撰写《哀莫大于心死》进行批评。

　　1930年8月，戈公振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主张各报应协力合作，呼吁言论自由，发挥一定的宗旨和特色，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

　　1935年，日军侵华加剧，并利用报刊进行文化侵略。对此，戈公振痛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盛京时报》，以中国之文字与中国人之口吻，而攻击我政府与国民，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以当国人棒喝！”

　　1935年10月，与邹韬奋一起筹备《生活日报》时，戈公振不幸因病逝于上海，年仅45岁。

　　对于戈公振而言，将其时评经历与新闻经历、新闻研究一起“拼图”，才能更好地勾勒出其完整思想。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