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任何一个时代，通过政治的、文化的手段去抑制宰制性媒体平台的各种偏向，都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任务。

　　民意亦即舆论（public opinion），其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是学界和业界一直绞尽脑汁想搞清楚的东西，但这一努力至今仍不是很成功。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将个体认知外部世界的媒介化环境（拟态环境）解释为舆论的非理性和不可知性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至今似乎仍然是适用的。在互联网环境下，舆论这种捉摸不定的特点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突出。

　　近期发生的两起事件，可以让我们大致看到被互联网中介化的民意是如何呈现出不断变向和反转的特征的。

　　一件是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事件发生后，主流网络意见经历了从哀婉叹息，到“历史清算”（以“圆明园”被提及为标志），再到批评狭隘网络民族主义的过程。近两天，阴谋论话语又有了市场，在公共平台和小圈子社交平台上，不少对“巴黎圣母院系人为纵火”的“科学分析”受到追捧。在整个事件中，民意的发酵和转向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常见元素：普遍性情感、民族主义情绪、（被包装成科学和理性的）阴谋论。这三种话语显然已经左右绝大多数公共性议题的网络舆论的重要力量。

　　另一件是香港明星许志安的出轨事件。在公共社交平台上，明星出轨一直是重要的流量引擎。由于明星自带话题光环，加上平台方有刺激流量的内生需求，因此这类事件往往会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最为热点的话题。这一事件也不例外，包括民意的反转过程。大体而言，民意先是一边倒地抨击许志安、同情其妻郑秀文，但随着郑秀文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带有“原谅”意味的公告，民意出现转向，大量网友开始将郑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这种转向与以往的其他类似事件（如林丹）十分相似，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传统家庭伦理、现代女性主义，亦即明星-粉丝文化消费式的契约关系。有关私德的网络民意，大多是这样的生成模式。

　　那么，互联网作为承载民意的平台，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个中性的话语容器？答案是否定的。

　　互联网作为媒介本身，在民意的转向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有文化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

　　在文化层面，移动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生产和接受情境，决定了其在任何公共议题上的去深度、单极化偏向。印刷媒体的理性、线性叙事传统和电视媒体的“眼见为实”的认识论基础，在互联网平台上统统让位于一种“意见先行”的话语逻辑。由于讨论总是在碎片化的情境下进行的，所以语境的因素往往被忽视，论辩始终是不充分的、片面的，因此民意的不断反转也就不可避免。

　　而在制度层面，我们也要看到，高科技公司、依托于各大平台的媒体机构，以及依靠网络注意力获益的意见领袖，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话语上的“攻守同盟”。这些民意实际上的“操盘手”或许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维系同一个话题长时间的热度（直到下一个有类似功能的话题出现）、以极化观点不断引导民意，则是符合彼此共同利益的。可以说，只要那种寄生于网络民意热度的经济生产模式还存在，整个互联网信息工业就必然会在总体上维护民意的这种单极性和多变性。

　　在任何一个时代，通过政治的、文化的手段去抑制宰制性媒体平台的各种偏向，都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任务。这项任务并不仅仅是开发一套行业自律准则那么简单，更需要文化政策、教育、公民素养和法律环境的全面提升。互联网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平台，它对民意的培育和引导，将会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风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各种网络舆论的关注和分析，不仅应当着眼于事件本身，也应当指向那些无形的文化和机制因素。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