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学界与传播现状的强劲对话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对业界急需回答的问题隔靴搔痒。

　　从2013年起，我所在的单位主办的学术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每年都要搞一次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不多不少，每年10篇。今年的评选结果已经公布，其中，有关新闻史研究的有4篇入选，它们是：《戊戌政变记与政变图像建构：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书写与密码：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共同体的凝聚、分化和退场：建国以来官方救灾话语的共现结构之演变（1949-2017）》。坦率地说，如果评委会不是顾忌某个领域的论文比重无论如何不能占到一半，那么入选的10篇中，新闻史研究的论文一定会轻松过半。

　　风水轮流转。和几年前有关新闻史研究的优秀论文要入选还需“矬子里面拔将军”相比，今年可以说是让人挑花了眼。记得在几年前的一次评选会上，我曾说过这样的意见：“我们是新闻研究所，不是新媒体研究所，更不是新技术研究所。钻故纸堆的论文一定要榜上有名。而且，新闻史的研究毕竟还是我们研究所曾经的强项。”

　　很明显，某个研究领域的成果匮乏，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研究人才的缺失。而千军万马式的研究，如过江之鲫必定少不了滥竽充数者。这些年来，新闻传播的业界和学界从来没有缺过热门，时髦的选题一个接一个。遗憾的是，热闹过后，不少“成果”经不起大浪淘沙，而学术研究的浮躁和浮夸，让本来就有“无学”诟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更加雪上加霜。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遭遇了研究对象的跳水式、断崖式暴跌。想想曾几何时趋之若鹜的开口“做大做强”，闭口“产业化”“集团化”，如今想起来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感谢致力于新闻史研究的学者，他们没有赶场子，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场子让他们赶；他们没有赶时髦，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新闻史的研究有什么时髦。“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如此警世恒言用在史学研究者身上可能稍过，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是受之无愧的。

　　于是，我又一次仔细看了一遍这4篇入选的论文。

　　《戊戌政变记与政变图像建构：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重新审视这个文本，努力发现戊戌政变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从中窥探媒介，特别是报刊这种当时的新式媒介在前现代中国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书写与密码：晚清皇朝“灵晕”的离散》的关键词是晚清电报，该论文将目光投向帝制中国晚期新旧媒介的交错际遇，探究身体与笔、符号与空间、距离与边界在媒介转换过程中的连续与断裂，以及可能的历史意味。《共同体的凝聚、分化和退场：建国以来官方救灾话语的共现结构之演变（1949-2017）》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百人以上特大事故报道的分析，展现特大事故在我国主流话语空间中的语言结构，以及这种语言结构69年的变迁。《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的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黄旦，他的论文已不是第一次获奖。让我感到自愧不如的是：黄教授依然保持了旺盛的学术研究势头，这在50后的教授中是不多见的。

　　既然如此，何来之忧？

　　来自此消彼长的研究现状。新闻学界与传播现状的强劲对话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对业界急需回答的问题隔靴搔痒。学术论文评奖让新闻史研究抢了风头实在是喜忧参半。

　　《新闻与传播研究》在学界的知名度很高，在目前高校普遍实行的“工分制”评价中的含金量也很高。我就听说过有高校评职称中如果申报者有一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副教授的职称就基本搞定了。虽然这不过是个传闻，无从考证，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刊物的学术分量毕竟是有目共睹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无论如何，激励作者研究真问题，撰写好论文，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