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新闻报道必须把伦理问题纳入考量之中。

　　科研伦理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随着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开始把目光瞄准科研的伦理问题。如果说过去科研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那现在它就成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甚至有时候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通关文牒”。

　　实际上，与科学研究相对应的就是科学新闻报道，因为它是对一系列科研成果的传播与扩散，因为知识这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欲追求知识传播与扩散的广度和深度，就必须加强科学新闻报道。但是，因为议程设置以及框架等因素的左右，科学新闻报道也应该有自己的伦理观，或者说科学新闻报道也必须把伦理问题纳入考量之中，从而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科研成果，进而通过对这种成果的理解和运用来影响个人决策。

　　说到科学新闻报道的伦理就必然会涉及新闻伦理的问题，毕竟科学新闻也是新闻的一种形式，而且是随着科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家的职业化而逐渐出现并形成的一种新闻体裁。通俗地说，新闻伦理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而科学新闻的伦理也一定是在这个总和的基础之上去探讨自己独特的品质，同时科学新闻的伦理也是科学传播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不可能通过简短的论述而“毕其功于一役”，因而笔者在这里尝试着摘录几点进行粗浅的探讨。

　　首先，对科学新闻的界定以及如何选择。“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大抵也适合于科学新闻。每年全球发表的科研成果数以百万计，哪些科研成果能够获得媒体的报道或者关注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当然不同的媒体机构会有自己的准则，但是这也是一个伦理问题，毕竟新闻媒体的版面是有限的。即便是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哪些科研成果能够出现在首页或者显示在突出位置都是选择题，因而也是伦理问题。同时，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谁来决定什么是科学新闻，是记者还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做出这些科研成果的科学家？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很多科研机构都有自己的传播团队或者公共信息官，甚至某些公共关系人员也会介入科研成果的传播与扩散中来，以期某项科研成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度和注意力，这也是“科学媒体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记者和新闻机构如何才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值得思考。

　　其次，在对科研成果报道的过程中应该采访哪些利益相关者。同行评议在科研成果的发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很少在科学新闻报道中看到类似的机制或者做法，即便有也是以肯定和赞扬的居多，敢于提出问题或者对研究成果进行质疑的并不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伦理问题，因为媒体是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要让公众能够根据科学新闻报道对某项科研成果做出理性的判断，那么就应该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供他们参考。这里说的“更全面”就应该包括对成果进行的综合评价，既有积极正面的，也应该有一些客观地质疑的，否则就容易导致公众的盲从，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公众本身的科学素养问题。这里隐藏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知识和外行公众的看法是否应该得到考虑和采纳，在科学传播研究中就有学者专门考察本土知识和外行公众的作用。

　　再次，应该传播科研成果的哪些方面。与科研论文不同的是，科学新闻报道往往更加突出成果和结论，而且有时候会过度地解读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抛开具体的情境，这样就非常容易给公众造成误解，从而也会导致科研成果的曲解。这其中的伦理困境就是公众并不知道这些成果得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或者并不了解这种成果发挥作用的情境是什么，即所谓“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新闻媒体的惯例是只强调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科学事实，商家利用媒体进行的广告宣传，其目的也只是兜售科学的产品，媒体和商家都不想介绍科学的背景知识”，从而使得公众越来越生活在虚幻的、支离破碎的电视和广告世界，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互联网世界中。

　　科学传播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科学传播的伦理问题，还应该关注科学新闻报道的伦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科研伦理和科研成果的传播与扩散，进而促进科学传播的公共福祉，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