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本专业的研究，还要关心政治、参与政治。

　　2005年，学者胡宗刚出版了《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由是，不少人才开始知道胡先骕。十几年过去，胡先骕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但仍远远不够。

　　此言非虚。胡先骕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作为植物学家，涉猎植物分类学、植物解剖学、植物地理学等，一生发表论文上百篇，专著近20部，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

　　而胡先骕在言论史上的价值，则源于他另外两个身份：文人与教育家，展现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

　　《胡先骕文存》上册中，收录了胡先骕的一些文学评论，《中国文学改良论》《欧美文学最新之趋势》《评尝试集》《论批评家之责任》《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等。

　　1919年，胡先骕在《南高校刊》上（后发表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指出文学和文字的不同，文学在文字的达意之外，还要有结构、照应、点缀和修饰等。文学革命和文字改革是不同的，作为文学发展的历史，各种文体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坚持白话不能全部取代文言文，只可改良文学，而不能抛弃文学的历史，要创造新文学，更须以古文学为根基，使中国文学发扬光大。

　　研究者温江斌认为，在胡先骕这里，文学变革只可改良而不可割裂传统独自前行，没有拘囿于历史，仅仅“昌明国粹”，更是期望中国现有文学与外界接触和对话。（《论胡先骕的文学改良思想》，《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今日视之，这种文学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算是鲜有的清醒。

　　1922年，胡先骕与梅光迪、吴宓共同创办《学衡》杂志，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阵地。

　　1925年，胡先骕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对教育问题频频发声：《说今日教育之危机》《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师范大学制平议》《东南大学与政党》等。

　　他在《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东方杂志》22卷第9期，1925年）一文中分析说，留日学生的“最大之短处，在不肯耐心由日本高等学校肄业至帝国大学卒业，故鲜有高深之学问。……由于到美国留学的难度更大，美国大学又重视实用，再加上美国的民主制度为国人所向往，因此留美生，特别是庚款留美学生就大受欢迎”。

　　他针对高等教育的观点，至今仍不过时：为了让智识界不为利禄所蛊，中国应该办研究院，大学教授应该分教学和研究两种，应该以优厚的待遇支持学术研究。

　　针对东南大学撤换校长郭秉文的“易长风潮”，作为东南大学教授，他撰写了《东南大学与政党》（《东南论衡》），批评国民党政府不能容忍异己。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1945年底及之后在《观察》杂志发表的“中国之改造”系列文章，包括《教育之改造》《思想之改造》《经济之改造》等，阐述自己在抗战胜利后改造中国的全面主张。《教育之改造》中，他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指导与训练每一个人，使人人都能在生活中尽量发挥潜能，并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经济之改造》中，他提出了“六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经济改造必须普遍提高各级人民之生活水准与顾及各级人民之利益”。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参与“独立时论社”，撰写大量政论文章。1948年9月，胡先骕等12位教授联名签署《社会党政纲》，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中国的出路》。文中声明作为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参与政治：“这个动乱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中，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政治觉醒，就是，如果我们不参与政治，别人将要把我们的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强加到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身上。”

　　1952年，胡先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三次检讨，方才通过。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多次受到批斗、抄家。1968年7月16日，他因突发心肌梗死病逝。临终前曾他遗言安葬于庐山植物园——这是他曾一手推动创办的。1984年7月10日，胡先骕骨灰葬于庐山植物园。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