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其本质而言，算法几乎不可避免是被特定的利益诉求方所操纵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注意算法对意见的劫持现象。

　　随着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同的终端接入互联网，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也相应地出现了“线下”和“线上”两个版本。毫无疑问，在放大弱势群体声量这件事上，互联网有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优势。与此同时，不断精细化的信息生产和分发技术，如推荐算法，也能够将有着共同权利诉求的人聚合起来，在短时间内释放出传统社会运动难以匹敌的力量。用泰勒·摩尔的话说：“互联网早已不是中性化的、用以承载普通言论时间线的平台了。”

　　在欧美国家，线上平权运动是在早期的UGC浪潮中初具形态的。比如，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用便携式移动终端拍摄现场视频和图片并即时上传至互联网，就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维权手段。例如，在2010年的美国加州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奥斯卡·格兰特的事件中，就有现场围观者用手机拍摄了这个警察的残忍行径，这些影像不但激发了后续的维权运动，而且直接导致标签#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流行。

　　在更多时候，互联网则扮演了社会运动中的“动员者”角色。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网状连接模式，使得不同规模人群从“数字聚集”到“物理聚集”的线程变得越来越短。例如，在2010年前后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爆发的社会运动中，社交媒体在组织、动员和宣传等事务中，发挥了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作用。

　　社会平权运动与互联网更加紧密的结合，与整个互联网文化的去中性化趋势密不可分。

　　互联网中立性原则（net neutrality）于2003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媒介法教授吴修铭提出，其价值宗旨在于“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流量”，并在此共识上进行全球网络的设计和搭建。但在后续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对科技的文化政治潜力持支持态度的人，还是对科技公司背后的资本力量持批判态度的人，均逐渐摒弃了这种“科技权力去中心化”的理想。而这项原则所呼吁的开放标准、信息透明、低准入门槛等策略，在主要国家也几乎未能实现。

　　互联网中立性原则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同网络社交平台在功能、文化价值甚至政治倾向上的分野，乃至极化。大型的全球性互联网平台在过去几年不断通过各种技术，尤其是推荐算法介入的方式来“决定”有哪些信息可以被用户接触到。这一过程的原始动机自然是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它在实际上促进了具有相同价值志趣的人的虚拟联合，以及相异观点的进一步“排异”。推荐算法的数据库由用户的网络信息阅读的全部历史行为构成，而这些过往的信息组合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用户在未来将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这当然会导致用户接触的信息在价值光谱上变得越来越狭窄，进而也就加速了其原有价值观的极化过程，社会权利领域的矛盾不可避免会进一步尖锐化，人们变得越来越愤怒。

　　很多批评者曾指出这种“算法驱动的社会平权”的非理性。但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求诸个体的信息自律行为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要让更多的网民更加谨慎地对自己心仪的信息进行“点赞”和“分享”操作，并愿意拿出一些时间和心智去阅读更有深度，却令自己不那么愉快的信息。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勇于走出自己的“数字网络舒适区”。这谈何容易？！

　　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算法”本身的价值属性。很多研究业已表明，无论推荐算法的数据来源还是信息分发的机制，都远谈不上透明，因此就其本质而言，算法几乎不可避免是被特定的利益诉求方所操纵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注意算法对意见的劫持现象。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模式业已形成分发机制引领的新模型，这种模型表面上促进了网络意见的多元、不同群体声量的平等，但实际上被放大的只能是日趋极化的声音，真正的理性、建设性的平权对话或许反而被扼杀了生存的可能性。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