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科学传播研究与“接地气的”科学传播现实相关，才能确保负责任的传播发挥更大的效用。

　　近年来，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大概起源于该论题被列入了欧盟2020年远景规划之一。随着科学研究关涉的领域越来越广泛，科研与创新的社会关切也自然而然地涉及更多的方面，因而也就要求有更多的因素被纳入科研与创新的考量之中，以实现创新成果的普惠，更有利于服务社会福祉。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理念的提出有其发展的必然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需求的一种回应。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科研与创新的后续链条的责任性，也就是说科研成果和创新产品的传播问题。曾经在学术界流行的一句话是“不发表便出局”，但是在注意力经济和流量为王的时代，这句话大抵可以进行一下改变，“不传播便出局”。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科学事件让我们看到，对科学知识和进步的追求可能会忽视公共安全和公众的关切，我们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超过了相关专家处理相关风险的专业知识，因而此处就必然涉及传播的负责任的问题，只有负责任的传播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传播，也是造福于人类福祉的传播。

　　“后真相”曾经一度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探讨的一个热门，因为在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往往被零星的信息洪流裹挟着，意见也会摇摆不定，人们也会随波逐流，最终忘了“初心”从而进一步坐实了“后真相”的论断。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实际上，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需要负责任的传播，用事实来抵抗成见，用客观来回应情绪，用真相来增强话语，用认知来主导态度。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媒介结构正在消解，公众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新的媒介形式获取信息，加上算法和推荐机制的加持，浮现在受众面前的是那些他们乐于看到、曾经看到，甚至是冷冰冰的算法认为希望看到的内容和信息，这就会形成所谓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壁效应”。而一旦人们形成某种所谓的先入之见，那么用事实来更正这些认知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而负责任的传播更应该在这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为研究旨趣的所在，近年来笔者与相关的学者一道关注于科学家与媒体的关系，网络科普达人的科学传播经验等主题，同时也兼顾到如何让科学传播更加负责任。应该说在后学院派之前，从事科学传播的人往往是那些在科学共同体内获得了一定的体制性或者机制性认同的科研人员，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的视角对公众开展了科学传播活动，并且有些人成为“明星科学家”，如果从专业科学知识的角度来说，他们做到了负责任的传播。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出现的“赋权”，一大批青年科研人员走入了科学传播的“场域”之中，这样一来，科学传播就不再是少数“明星科学家”的保留战场了，它成为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全职传播者组成的领域，无论是那些转向全职传播的科学家，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专业传播认识，或是越来越多的经过专业科学传播培训的个体骨干。这些新入场的科学传播人员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关注，并且成为新一代的“网络科普达人”。这批从业者或者践行者往往会受到一些质疑，其中就涉及他们的传播是否负责任的问题，毕竟有些人已经脱离了学术研究领域，但是在访谈与调研过程中，我们还是会发现他们坚守着科学传播的初心，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负责任的科学传播，他们“离岗不离圈”，依然会紧跟学术成果发表的步伐，用自己的专业素养推动着优质科普内容的生产。

　　有学者认为，实践科学传播的人与分析科学传播的人之间有一个令人不适的隔阂。在科技公共传播网络中，科学传播从业者和研究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而且人们确实长期担忧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应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只有科学传播研究与“接地气的”科学传播现实相关，科学传播才能是一个把理论与实践完美地结合起来的领域，也才能确保负责任的传播发挥更大的效用。而这也是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方向。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