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说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技术的狂飙突进是群体非理性的直接动因，那么对技术自身规律的深刻剖析，也就成了思想进步的一种必需。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刻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对情感的媒介化效应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过去一个月，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多起舆论事件证实了这一效应的强度。正因如此，前些天美国股市大跌，总统特朗普在电视讲话中专门批评了美联储和“新媒体”，而批评后者的原因就在于“煽动了人们不安的情感”。

　　互联网对情感的中介效应究竟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里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一个最有解释力的视角，是从数字技术自身的属性出发的，亦即技术的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简单来说，数字技术由于某些天然的特征，而拥有左右人的认知、态度、情感乃至行为的特殊效应，这种效应在很多时候是主导性的。比如，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Zizi Papacharissi就指出，社交媒体拥有固续、复制、延伸、检索四大可供性，这是社交媒体得以塑造出一个全新的“网络化公众”（networked public）的原因。

　　很多研究都将对技术可供性的分析，导向了对网络舆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而情感（affect）通常被视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认知联结点。Clare Hemmings就认为，互联网对人群的动员不是通过诉诸理性或利益实现的，而是通过制造“情感不协调”（affective dissonance）和“情感一致性”（affective solidarity）来实现的。总体而言，在互联网时代，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都是通过分享和传递共通情感经验的方式实现的，这种社会变迁的模式并不必然导向理性或进步，但的确能够折射出政策和制度中的一些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几年在欧美国家风靡一时的“标签运动”（hashtag movement），这类运动主要基于Twitter社交平台的可供性，通过统一的标签聚合线上话题，积蓄足够的话语力量后，即可转为线下。比如为中国网民所熟悉的冰桶挑战、MeToo等，都是成功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网民广泛而深入的参与自然有迷因机制起作用的原因，但同时也是由于标签激发甚至构建了一种超越本地（translocal）的共同情感体验，这种共同情感体验如果能够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被激进化，那么则完全有可能转变为一种文化政治。Zizi Papacharissi于2015年出版的著作《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对互联网的这种力量进行了理论化。简单来说，情感公众理论由三个核心命题组成：第一，互联网时代的公众首要是一个情感共同体；第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是“情感公众”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第三，互联网环境下的情感共享并不局限于群体内部，也与更宏大的社会语境和制度环境进行互动，因而具有激进化的潜能。

　　这种德勒兹式的理论化方式为我们理解互联网生态下的很多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工具，比如流量明星和粉丝文化。实际上，互联网环境下的粉丝文化之所以显得比“前互联网时代”更有主动性甚至攻击性，其根源就在于互联网在情感上实现了对粉丝的“动员”，使得一种纠缠了数字和物质形式的运动模式成为可能。因此，我们不能够孤立地去看粉丝文化本身，而要在这种文化与更大的社会语境的关联中对其加以解释：在既存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和发展模式中，有哪些因素与“粉丝”的共通情感实现了互动，进而自内而外地促使“粉丝”被转变为“情感公众”。

　　技术可供性是我们理解互联网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它让我们从技术自身的属性出发，去拼接各种看上去毫无关联的社会因素，实现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这种多少带有媒介生态学色彩的思维方式，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惯式所缺少的。它的主旨在于正视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在某些时候甚至是支配性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并尝试将技术分析的逻辑注入社会分析。如果说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技术的狂飙突进是群体非理性的直接动因，那么对技术自身的规律的深刻剖析，也就成了思想进步的一种必需。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