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出版号外，在当前越来越像一种传播仪式，其符号意义依然存在，但拿到号外的人已经不再激动。

　　最近收到一个七旬集报人的来信，索要我们前不久推出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号外。信中有一句话，“现在出号外的报刊已经不多”，让我颇为唏嘘。作为一种古老的新闻产品，号外曾见证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但自己也逐渐成为历史；号外曾试图以特有形式记录时代，但抛弃它的恰恰是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有学者考据认为，世界上第一份号外是英国《泰晤士报》1805年关于奥地利将军向拿破仑投降的报道；中国早期的号外也通常与报道战事有关，“特印小纸，以便先得观览”。现代以来中国最著名的号外，当数《人民日报》1964年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道，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就有相关场景。

　　按照《辞海》的定义，号外是“定期出版的报刊，在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临时编印的报刊”。由此不难看出，号外是报刊意欲突破出版周期局限的一种采编实践，它的初衷是在第一时间将重要新闻传递给读者。在资讯相对匮乏、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号外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满足了人们特定的信息需求。

　　新世纪以来，从北京申奥成功、男足冲进世界杯，到伊拉克战争爆发、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再到北京奥运会开幕、上海世博会开幕，出版号外成了媒体开展内容竞争的一种手段。很多人都记得，奥组委宣布北京申奥成功后几分钟，十多万份《人民日报》号外就出现在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不久，《新华每日电讯》的号外就已经送到了火车站、奥运新闻中心等发放点。

　　然而，盛况不再。在此次国庆阅兵中，除了少数“坚守者”，我们确实已经很少见到号外的身影。究其原因在于，新媒体技术几乎实现了信息传播的“零时差”，移动互联网则保证了手中的实时“在场”。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报社还在设计版式、挑选照片、编校印刷之时，各种消息、图片、视频早已精准推送到亿万受众的手机，有些自媒体连评论都推送完了。在时效性方面，号外毫无优势可言。

　　有同行说号外没有死，理由是近几年出现了各种新的号外形态。《北京晚报》曾靠电子号外刷足存在感，《人民日报》曾在里约奥运会期间推出27期电子号外，抖音为传播视频版号外提供了新平台……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新探索或多或少带有几分“自嗨”的意味，学界对于它们是否属于号外也存在争议。而且号外电子化既是纸媒对新媒体传播的妥协与适应，也是基于成本与收益考量的必然选择。

　　号外已经完全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这么说。出版号外，在当前越来越像一种传播仪式，其符号意义依然存在。在国庆阅兵这样的历史时刻，号外与其他仪式、符号一起，让公众沉浸在政治与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区别在于，当年人们在街头哄抢《人民日报》号外的场景一去不返，拿到号外的人已经不再激动；至于流传于社交媒体的电子号外，也无非只是凑个热闹，或是作为“创新”凭据。

　　此前看到一则消息，《人民日报》的原子弹爆炸号外在前些年拍卖出了数千元的高价。其实这不是号外越来越受关注的证据，反倒是号外越来越稀少的表现。新时代会有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但不一定还会有很多值得典藏的号外。在新媒体时代，丧失想象力的号外逐渐被逼到了墙角，也许哪一天就悄然成了绝版。

　　（作者为《新华每日电讯》评论部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