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的媒体融合观经历了早期萌芽、初步形成、正式形成和不断深化丰富的发展阶段。

　　在福建省宁德担任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在1989年5月召开的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的讲话和1990年1月撰写的《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文中，就开始提出如何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弘扬社会正气，凝聚社会力量，增强闽东发展自信的问题，并特别提出要注重宣传教育活动的“方式和手段的运用”，认为“没有能为别人所接受的方式和手段，思想性就无从体现，宣传教育活动也就无从落实”。这些早期的思考，为他后来的重视利用新媒体手段和注重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的媒体融合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2002年12月24日举行的浙江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和2003年7月18日举行的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谈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新闻媒体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新闻宣传一旦出了问题，舆论工具一旦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就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

　　目前发现的习近平公开提到新媒体问题的文章，是2004年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以“哲欣”笔名发表的《认真实施关系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看到了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给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认为“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中传播的一些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不良作用”，必须从执政为民，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把新媒体中毒害青少年的有害信息治理好。

　　此后，从2004年到2013年“8·19”讲话前的十年时间，习近平在2010年7月21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考察腾讯公司时的谈话等公开讲话、谈话和发表的文章中，多次强调了新兴媒体在社会治理、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中的重要性。2010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要注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2011年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做到网络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2012年12月，习近平在视察腾讯公司与员工谈话时就曾对互联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互联网在社会管理方面有较大作用，我们怎么去适应它？”这些讲话、谈话和文章，既反映了习近平对新媒体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他对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必要性的初步思考。

　　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手段创新的角度，正式提出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问题，标志着习近平媒体融合观的正式形成。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如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发挥新老媒体优势互补，构建融合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以及如何确保融合发展的正确方向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标志着习近平媒体融合观的进一步深化。

　　随后，习近平在2015年12月25日视察解放军报社和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公开场合中，又多次强调了媒体融合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动媒体融合问题。

　　今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将媒体融合的重要性上升到“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的新高度，并且从加强媒体融合的紧迫性、人民性、创新性、整体性、协同性、高效性、安全性和全球性等方面对加强媒体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主流舆论阵地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志着其媒体融合观点体系的进一步系统化。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交媒体公众号从业人员的主体责任及职业生态治理研究”（项目号：19BXW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