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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致死了谁

2019-11-11 11:21:43

来源:青年记者2019年11月上   作者:己亥月谈

摘要:  让电视界形形色色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娱乐至死者永远警示后人,善莫大焉。

  国庆节前,我应中国传媒大学邀请给该校艺术学专业新入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做个讲座,主办方让我报个题目,我报了两个:一个是偏重学术规范的《中国电视过度娱乐化的深刻教训》,另一个是稍显“网红”的《娱乐至死致死了谁?》。实际上明眼人立马就会看出它们的大同小异,当然,题好一半文,第二个被采纳。

  《娱乐至死》是人们都熟悉的名著,与电视打交道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该书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面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现实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批判。就整个电视业态而言,娱乐化的实质说到底是市场逻辑的结果。当电视台将收视率作为衡量节目优劣的唯一标尺,将盈利收入作为评价电视台整体实力的主要指标时,观众的注意力就成为各家电视台所追逐、利用和开发的资源,而对付观众最廉价、最轻松的手段就是娱乐化。不过,当过度娱乐化的本土特色凸显时,娱乐至死就有了不一样的中国版本。

  第一,过度娱乐化导致的过度商业化、过度市场化,让电视台的掌门人沦为高危人群,高危的台长和台长的高危触目惊心。

  娱乐至死的本意是对社会的危害而言的,其最大的受益者则是电视的制作机构,而台长之所以成为高危人群则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讽刺意味——娱乐至死的最大平台自己也没捞着好。台长的高危最简单的依据就是数量关系——总人数与被查处人数之比。我们的省级电视台不过三十几个,而被查处的台长(还不包括副台长)已经快一个班了,这个百分比,还不高危?而更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中国广电20年的商业化、产业化的一路狂奔中,包括有效监督在内的制度建设漏洞百出,而真正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上的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法人权责健全、承担有限责任、科学管理等仍在纸上谈兵,如此,台长的高危还将延续。这就好比“歪嘴和尚念好经”,如果就一两个和尚把经念歪了,那么问题出在和尚的嘴歪上;而如果有相当一批和尚都把经念歪了,那就要有对“经”的反思。一批昔日广电领军人物锒铛入狱,更是宣告了以收视率为导向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总破产。

  第二,一个断崖式、跳水式下跌的行业居然成为补交税款的利税大户,甚至产生了范冰冰这样偷逃税被罚8.8亿元的超级大户,你说娱乐至死致死了谁?

  如果说作为娱乐领军人物的影视明星偷逃税也是娱乐至死的一种标配的话,那么中国式的娱乐至死甚至是找死最能说明“贵圈真乱”。国外影视明星偷逃税的典型案例有:美国影星韦斯利·斯奈普斯因出演《刀锋战士》而走红,由于他1999年至2001年间没有申报1380万美元个人收入,提交虚假税务文件欺骗国税局,于2008年2月被美国佛罗里达州高级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大名鼎鼎的尼古拉斯·凯奇自2007年起拖欠近630万美元个人收入所得税,被国税局追讨,以致不得不将豪宅扣押以抵税。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比一比你就会知道中式的娱乐大老虎的体量有多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据新华社报道,自2018年10月开展的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截至去年底,自查申报税款117.47亿元,入库115.53亿元。看到这个数字我有些瞠目结舌——一些电视台不是连发工资都困难吗?不少影视公司不是要过几年紧日子吗?我们这个行业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阿房宫赋》的名言,让我们对把电视断崖式下跌的板子打在互联网身上的说法多了几分谨慎。因为,捞钱为本,娱乐为用,中国版的娱乐至死有着更多的触目惊心。这里,我们想起了毛主席的那句名言: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让电视界形形色色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娱乐至死者永远警示后人,善莫大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9年11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