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一种看不见的结构正在借助技术的路径塑造着一种反公共性的文明。

　　每一个致力于观察和研究互联网的人，都不可避免要在特定的时候去做一个特定的判断：对于当代公共文化来说，互联网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角度去具体切入：一是公共文化的属性是什么，二是互联网介入文化生产的方式。

　　关于公共文化的属性，我们很难确立一个标准答案，但人们还是大致达成了共识。一般而言，当使用“公共”（public）这个字眼来形容文化时，我们的心目中往往潜在着一个为各种不同类型社会成员所共享、共有、共塑的理想文化。杜威认为，“公共/公众”一词通常暗含着一种民主和利他的性质，因此公共文化应当同时与权力和资本保持审慎的距离，以形式上的相对独立性来保障多数人的利益。

　　至于互联网究竟如何介入了文化生产，则是一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问题。围绕着互联网究竟有没有公共性、有多大程度的公共性这一话题，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且这一争论伴随着互联网文化发展的始终。一种主流观点源于大众认知领域由来已久的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我们也可将其称为“赋权派”，这一观点相信技术的进步终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终极动力。另一种观点则源于技术批判传统（criticism of technology），我们也可称之为“控制派”，该传统坚信在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宰制、控制以及剥削也会更加发达，因此技术不加制约的发展会使自身不可避免地沦为权力的工具。

　　这两方的观点都有自己的认识论基础，也在现实社会的互联网文化实践中各自找到了充分的经验证据。对于“赋权派”来说，互联网给传统意义上的弱势文化和文化弱势群体（如少数族裔、性别少数派、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声渠道，令不同形式的自我赋权和机制赋权拥有了可能性。而对于“控制派”来说，全球互联网的平台化，及各大平台背后的高科技公司，俨然已成为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国家的权力巨兽，通过对数据和算法的使用，这些平台全面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左右人们的社会选择，令社会文化不断丧失自主性。

　　任何一种观点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任何一种观点又显然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折中的看法呢？似乎也不必。原因很简单：对于社会科学的知识界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始终是对各种可能有问题的社会因素保持警惕，而绝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狂欢。因此，正如本专栏在今年所刊发的前11篇文章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应当就互联网有可能对当下公共文化可能产生的侵蚀做出系统性、批判性，甚至是预防性的反思，至少在学理上去探索如何遏制价值虚无主义的科技观的泛滥。

　　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关注与互联网文化有关的三个议题：各种具有利他色彩的文化形式在互联网话语空间中的存续机制，不同文化群体对互联网技术的接近和使用状况，平台化的原生互联网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换言之，我们不仅要看到原本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文化形式被互联网改造、重塑的结果，也要对互联网与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更加宏大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洞察。

　　当然，乐观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但过分乐观对于我们理解如互联网这样复杂的物质存在和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帮助。透过互联网场域中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种种具体的伤害性事件，我们至此应当充分意识到一种看不见的结构正在借助技术的路径塑造一种反公共性的文明。就事论事的批评是容易的，用正确的逻辑将所有的批评联结起来，构成一个理性、批判性的框架，则十分艰难。这有赖所有互联网的观察者和研究者超越自身的偏见，在共同的公共性价值目标的指引下携手前进。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