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岁末年初，不出意外地传来了一批报纸休刊或者停刊的消息，其中包括在业界有比较高知名度的《天府早报》《武汉晨报》等报纸。

　　这些报纸中，有的直言“停刊”，但更多的选择了委婉的表达方式——“休刊”。实际上，根据2005年12月1日实施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报纸“休刊”时间超过180天，期刊“休刊”时间超过1年，这家报纸或期刊的出版许可证就要被吊销，也就是要“停刊”了。这些宣布“休刊”的报纸会在180天后宣布“复出”吗？我估计是不会的。

　　浏览这些媒体的名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中心城市的都市类报纸；另外一类是规模更小的地级市的晚报和都市报，比如《亳州新报》《自贡晚报》《本溪晚报》《吉安晚报》等等。

　　我之前曾撰文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媒体市场长期存在的“供大于求”状况是部分都市报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互联网的挤压之下，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中心城市一般只能保留两到三份都市报（包括晚报），市场竞争力挤不进前三又找不到新的发展方向的都市报只能选择退出。一般的省会城市市场容量更小，有一到两份都市报就足够了。而亳州、自贡、本溪、吉安这样的地级市，都有一份党委机关报，基本上不太有都市报的生存空间了。

　　元旦宣布休刊的这批报纸大多诞生于二十多年前的都市报“黄金时代”，当时的都市报作为对党报的有力补充，面向都市居民办报，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城市崛起，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都市报”现象。在这股“都市报”浪潮的带动下，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全国报纸的总数量一直维持在1900种到2000种之间，期刊的总数量则一直维持在9000种到10000种之间。

　　在这二十余年时间里，无论是报纸还是期刊，虽然数量庞大，但基本上处于相对“地域垄断”状态，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守着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各家报社的日子都过得不错。在这种情形之下，报纸的退出机制虽然一直在探讨，但真正退出的报刊其实没有几家。

　　但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到来打破了传统媒体这种建立在行政区划上的垄断地位，互联网巨头BAT们生来就没有地域界限，只要有网络以及接收终端，一条消息在“北上广深”落地的同时，也可以同步抵达偏远山区。

　　在传统媒体时代，不少办得不错的都市报比如《南方都市报》尝试“跨地域办报”，《新京报》《江淮晨报》《云南信息报》等报纸应运而生。起初颇具声势，但最终都算不得成功。因为中国媒体的管理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属地管理。

　　而技术摧毁了这种牢不可破的地域界限。在技术力量的作用下，各地都市报赖以生存的“行政保护”一夜之间不存在了，先是发行量急剧下降，广告量也随之断崖式下滑，勉强维持了几年之后，陆续传来了报纸“关停并转”的消息。中国报纸曾经长期存在的“只进不出”，缺乏“退出”机制的状况随之改变。

　　学术界曾有过一种观点，“越是地方化的媒体，受互联网的冲击越小”，因为互联网巨头难以提供足够丰富的“地方化”信息，因此，专供“地方新闻”的社区报一度在一些城市兴盛。但是事实证明，BAT这些科技公司拥有强大的“本地化”能力，短短几年时间，它们就发起了来势凶猛的“流量下沉”运动。在这种运动面前，地方都市报的抵抗能力着实有限，部分报纸的退出也就不可避免。

　　退出是眼见的事实，但我们也看到仍然有不少市场化媒体在过去几年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站稳了自己的脚跟，甚至实现了逆势上扬。由《东方早报》转型而来的澎湃是一个例子，财新传媒的“付费墙”也是一个例子。在2019年12月于广州召开的中国应用新闻传播论坛上，财新负责人透露，财新的付费用户已经突破了20万。

　　当初日子好过的时候，掩盖了不少落后的媒体生产力；如今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