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观  其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此语“文革”时常见，“文革”结束后的几次“严打”中也频繁使用。那时好开公判大会，在列举死刑罪犯犯罪事实后，都有这么一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在我当时一个孩子的眼里，看不出多少“民愤”， 人们去看公判，大都兴高采烈，热闹得很，就像赶集、看戏、逛庙会。
　　今天想来，“罪大恶极”其实与所谓的“民愤”无关。那个年代，人们普遍有“觉悟”，罪犯就是敌人，是坏蛋，是异类，是畜牲。既然不是人，杀了也就杀了，看了也就看了，还愤什么愤？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坏人”当人看，哪怕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也是人，也有人的尊严与价值。这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在网络媒体大发展的今天显得有些尴尬：网民的火气大了，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打打杀杀的声音不绝于耳。我甚至在想，网络时代，可能才真正是“民愤”的时代。
　　网络是个好东西，仅就舆论而言，确实是个民意表达的大平台。但网络上的民意是很容易流于“民愤”的，而“民愤”集聚，必然产生“舆论暴力”，也就是不把人当人甚至可以杀人的可畏的“人言”。
　　比如最近的“艳照”事件，网上讨伐声一片。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怎么办？也和网上很多人那样煞有介事地摇头兴叹“世风日下”？也大喊特喊把小陈那小子抓起来毙了？大概不妥。记者“网民化”，传统媒体对网络的依赖，实际上正是网络对传统媒体及其记者的最致命的打击——现在，中国最铁杆的网民就是记者，离了网络就干不下去活不下去了；记者“网民化”，记者对社情民意的了解掌握越来越依赖于、局限于网络，于是记者就无意中制造出“舆论幻想”：网民的关注点实际上就成了社会的热点，网民的观念实际上就变成了公众的观念；记者“网民化”，还在于记者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越来越不专业、越来越不职业，甚至连“网民”都不如。记者“网民化”，于社会、于民众、于媒体、于记者这个职业，都是危害很大的。
　　那么，是不是旧话重提，说网络“很黄很暴力”，必须严加监管，大打出手？这样，也不妥。网络当然需要监管，但不能简单粗暴、以暴制暴、一关了之，那样就是用权力的粗暴代替网络的粗暴，还容易让有些人以“反黄”为借口堵住“揭黑”的嘴，堵住民意表达的网络渠道。不是有的宣传部长说么，如果没有网络该多好啊！
　　网络问题不是网络本身的问题，监管的对象不是网络而是人（经营者和使用者），确切地说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的权利。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如果类似“艳照”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主流媒体不会跟风炒作；由于有关照片涉嫌被人盗窃得来，故照片属赃物，通过网络散布照片便如同传递赃物，均属刑事罪行，最高可判囚一年。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法国，法国人会一笑了之；但照片上传者、发布这些照片的网站或者其他媒体，都会受到法律惩罚，因为这构成了严重的侵犯隐私罪。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日本，矛头肯定首先指向泄露他人隐私的第三者，因为日本对个人隐私保护非常重视，泄露他人隐私的人会受到法律制裁；而当事明星如果进行道歉，公众就会原谅。
　　国情不同，但个人隐私保护是一样的。对“艳照”这样的网络事件，不管是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不应急着当粉丝那么八卦去追究女星有哪些、小陈怎么照的；不应急着当家长骂了小陈再骂女星。媒体和记者首要做的，应是找找自己说话的底线，就事论事。
　　在这点上，曾志伟要比很多媒体的记者和时评人正确得多。据广州日报报道，2月16日，香港艺人协会荣誉会长曾志伟接受采访时说：“艳照”事件的主角都是成年人了，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承担和解释。虽然演艺人员是受关注的群体，但这是成人的隐私。至于怎么被人拿出来放在网上，这是另外一回事。曾志伟说，陈冠希不是小孩子，相信他自己会处理的。
　　媒体不管新老，很多时候也是应该“没法说”的。新老媒体及其记者常常口无遮拦，不是因为没有法的约束，规定很多，但为何不太管用？根子大概是这些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出了问题：多是从国家、社会、公众的利益出发，缺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具体明确的保护。这就导致很多媒体及其记者动辄以国家、社会、公众的名义说事时，其实更像赶集、看戏、逛庙会。〇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