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长  平

　　近年来在报刊上很容易看到“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这样的标题。争议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议，也就是学术上的争议；二是经济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争议，多发生在大众媒体上。近年来的争议主要是后者，这使得一些被称为“精英”的经济学家非常沮丧，可以想象他们那种对牛弹琴的心情。的确，这些争议不过是经济学界的“社会新闻”，甚至是被“黄色小报化”的争吵。
　　陈志武教授曾经介绍说，两百年前经济学发轫于英国，首功就该记在媒体上。现在已经成为大师的人物，成为经典的书籍，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都是在媒体争论的基础上完成的。穆勒则干脆是由财经记者转变过来的，成为“第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迹”又何尝不是如此。20年前的报纸，也有经济版面，但是大多是商场促销信息。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相对专业，但是曲高和寡，自然没有人所共知的争议。其实，那时候张维迎已经写出《国有企业的五种不可能》，但是媒体报道中，国企改制跟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国家政策变化。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说服决策者。大众中有一部分好学者，开始读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发现经济学家想问题的方法很不一样。
　　1992年开始有一轮“股疯”，那时报纸上的股评，大多是中文系学生写的，看上去都像武侠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文辞华丽炫耀。但是它催生了专业的财经版面，以及后来更多的专业财经媒体，出现了一批专业财经记者。这些记者首先要做的功课是恶补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一种途径是读书和上课，一种途径是采访经济学家。他们尝试着把那些食洋不化的概念写进报道中，使他们的读者在打开报纸时因为读不懂而自卑。一时间，财经版面和财经媒体成为基础经济学教材。互联网普及之后，网络论坛也加入进来。在这种过程中，无数中国人自学成材，有的成为经济学爱好者，有的成为经济学家。
　　自学成材的弊端往往是没有扎实的研究功力，也没有系统的思维训练，过分学以致用，急于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造成理论短缺，逻辑饥渴，媒体只好频频请出经济学家发言。所有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有的如同切肤之痛，有的如同火烧眉毛，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国企改革、股市改革等等，但是媒体呈现出的多数回答都是伪答案，甚至是为了争议而争议的答案。有的经济学家既然没有独创的思想，就应该借助媒体继续当好“二传手”，却又表现出不屑的态度，没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就抛出半拉子结论，经媒体一放大，就成了“标题党”。经济学家再没有耐心来解释，任由经济学爱好者争论，使一些本来有价值的问题，仅成了一个吵架的噱头。在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上，经济学家讲的道理还不如一些房地产商人如任志强讲得多。
　　从媒体表现看，大多数有关经济学家的争议都不是经济学争议，而是社会新闻性质的争议。比如，经济学家该不该为穷人说话，经济学家该不该当独立董事，张维迎有没有搞学术霸权，张五常是不是美国通缉犯，等等。有些看起来是很学术的争论，也会很快演变成社会新闻。比如厉以宁说股改成功了、吴敬琏说股市比赌场还黑，争来争去，最后厉以宁被怀疑有利益瓜葛，吴敬琏则因为“秉持社会良知”而获得赞誉。不是说社会良知不需要，而是它应该是一个学者最基本的东西，却成为一场学术论战的收获，不能不让人觉得怪异。这就好比我们去看一场拳击比赛，两个人在台上打了一阵，我们发现其中一个人是假的，另一个人因为其“真身”不战而胜。
　　西方媒体在完成经济学基础理论普及之后，很快又回到报道财经资讯和技术分析的状态。如果发生“安然丑闻”，首先会在时事新闻版面刊发。经济学家大多在象牙塔或者政府、公司做更深的理论研究或数据分析，而财经记者也学会了把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数据写得像社会新闻一样好看，而不是由社会新闻记者直接把它的内容转换为社会新闻。我相信中国的情况也很快会发生变化，从对经济学家的争议变成经济学争议，从中国问题的争议变成普遍性问题的争议，说不定还能争议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来。
　　（作者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