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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安:汶川地震中媒体、政府和公众的多重角色博弈

2008-07-03 13: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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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志安

  此次汶川地震,政府对境内外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本次地震报道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也在一个新的较开放的平台完成了一次互动,其间的许多现象值得总结分析。
  在政府方面,对媒体的管理,由过去的采访限制型管理改为口径管理。和过去相比,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非常有限。这次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一两个小时后即开始直播,而后直播规模不断扩大,这一切都是央视在最短的时间内自己做出的决策,并没有来自上层的干预。同时,截至5月23日,共有500多名境外媒体记者、上千名境内的记者在灾区采访,报道的地点和对象也基本没有限制。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政府对媒体的报道并不是没有限制,只是限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限制主要不是体现在封闭采访区域、禁止记者进入和进行报道,而是对境内的媒体给予相对明确的报道方向。对境外媒体的限制则更值得分析,本次地震,校舍倒塌严重,学生群体死伤惨重,许多家长情绪非常激烈,这一直是境外媒体采访的重点。政府采取的办法是私下做这些家长的工作,但一直未对境外媒体的采访进行禁止。这种做法,已经和国外政府面对类似事件时的做法相近。据说,这是吸收了前一段时间关于“西藏事件”报道的经验。在“西藏事件”中,一开始完全禁止境外媒体进行报道,这些被禁止报道的媒体和记者,对西藏的报道多有失实,而且对政府的态度完全对立;相反,极少数当时恰好在藏区而又未被驱逐的外国记者发回的报道,却相对客观中立。政府意识到: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政府对报道的高度管制,正在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有限度的开放,自己也能够受益。
  在媒体方面,本次境内媒体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报道权,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当媒体失去问责对象后,许多新闻技术的简陋和职业伦理问题暴露无遗。在灾区有记者为了发回报道,和灾民抢夺直升飞机的座位;有记者在废墟边采访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伤员,干扰了医务人员的救助;更有记者闯入手术室进行拍摄报道。这和境外的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媒记者在灾区要安静许多,并不总是冲到最前沿。他们更多的是在观察和记录整个社会因为灾难而被改变的生活,而不是“侵略性”地介入事态。在抗震救灾中部分媒体的“积极性”行为,已经严重引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从本质上讲,记者的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多少“恶”的动机,他们也是受职业要求的驱使,下意识地采取了这些方法。但是,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媒体并没有做好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给公众提供什么信息、如何提供信息,进而完成自己的职业定位的准备。我还是想重申:中国最需要的是职业的记者,而不是“好心”的记者。如果媒体行业不能在伦理上和职业标准上进步,面对日益开放的环境,还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在公众方面,公众在这次地震中形成的舆论,正在成为左右政府和媒体报道的强大力量。这当然有积极的因素,在许多事实层面,像成都部分救灾物资外流,就是首先由民众发现,再经媒体报道,而后得到处理的。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民众在灾难中表现出来的情绪,也正成为某种相对危险的因素。这种情绪有一套自我价值观,顺之则喝彩,逆之则声讨,甚至实施“暴力”惩罚。在“捐款门事件”中,网络上整天就外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名人的捐款数额进行排比,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南京一家麦当劳店因被网友指称捐款太少而遭砸毁,而王石和万科最终不得不破坏上市公司的管理原则,向“民意”低头道歉,追加捐款。在“徐娜事件”中,一个原本技术衔接的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演绎成一个操守和道德的问题,并依据失实的假象声讨媒体。在一个公民社会,民众的情绪并不等同于民意,更不等同于正义,媒体的独立报道权不应该受到政府的管制,同样也不应该受到民众情绪的管制。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们工作的媒体最近遭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则是网络,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灭顶之灾。这,真是一个危险的先兆。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策划组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6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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