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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其:中国足球、皖南事变及新闻管理

2008-08-06 15: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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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观  其

  6月14日,中国足球队主场负于伊拉克队,网友群情激愤,有一个帖子呼吁:“中央领导,你们也不来管管!”
  对此,东方早报副总编辑陈季冰在中国青年报发文: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果真在于政府没有“管”好吗?与足球比起来,斯诺克(台球)在中国真可谓既无“群众基础”,又不受社会重视。可是,在这个过去由英国人一统天下的项目上,中国不仅冒出一个天皇巨星丁俊晖,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明星。斯诺克在中国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它不受重视,尤其是不受政府重视。陈季冰分析,不重视和无管理,造就了某一领域民间创造力的勃发和初期繁荣,繁荣引起了重视并导致了管制,而管制把略显混乱的民间创造力纳入“规范渠道”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扼杀了它的生机。
  我赞成陈季冰的观点。以前我也说过:中国很多事,不是办坏了的,而是管坏了的。
  不独斯诺克如此“幸运”。网络媒体在中国的崛起,恰恰也得益于它不像“传统”媒体、“主流”媒体那么受“重视”,更确切地说,是得益于党和政府对它的重视和管理更开放、更科学。
  值得高兴的是,党和政府对报刊、广电等“主流”媒体的管理也在更加开放、科学。这次抗震救灾,信任、放手让媒体去报道,媒体不辱使命,引导有力。对此,胡锦涛最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讲,“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我理解,“认真总结”,不单是对新闻媒体的要求,也是对新闻管理部门的要求。
  新闻管理部门首先要转变的,恐怕就是“我说了算”的家长作风和全能心态,要克制管的冲动,哪些不该管,哪些该管又该怎么管,需要好好研究和总结。凡事都要“管起来”,要不得。
  对胡锦涛视察,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中说,“伴随着新闻舆论工作环境的历史性变化,我们的工作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何谓“新闻舆论工作环境的历史性变化”?值得媒体好好琢磨。琢磨不透,你就很难有作为。
  新闻媒体首先要转变的,就是“等靠要”的心态。等命令、要指示,确实是“听话”的表现,但说到底,党和人民是让你“说话”的,不是让你来“听话”的。自己不主动不作为,既有辱使命,实际上也是给管理部门出难题,尤其是在重大关头。
  可以想想67年前皖南事变新四军吃的大亏。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移中遭国民党军队围击,大部阵亡。关于皖南事变,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项英“等靠要”的心态。
  项英“等靠要”的心态,由来已久。1938年1月,项英曾致电中共中央:“新四军整个经费每月只批六万元(按:国民党政府批拨),其他补充均未批示。如此每月不能维持其军伙食实数一万余,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为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共中央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直接交涉,予以解决。而中央对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很明确,就是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毛泽东早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就有阐释。
  针对皖南局势,毛泽东一再提醒,1940年5月,他在电报里更是对项英提出严厉批评:“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1940年12月,毛泽东在电报里对项英的批评更尖锐:“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后来确实吃了大亏,项英本人也遇难。
  凡事都要“等指示”,要不得。战争如此,新闻宣传和新闻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也是如此。
  最近,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人民日报发文说:“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传播技术、运行机制和国际环境变了,整个社会都是市场机制了,你不改革能行吗?”“不改革,就难以应对国际文化竞争,新闻出版单位就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一个个孤岛。”
  关键是他说的这句:“现在,中央决策明确,改革已经没有政策上的障碍。”言外之意再明白不过:球已经传到新闻媒体脚下了……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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