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王志安

　　不久前，央视《社会记录》四年节目精选，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正式出版发行。《社会记录》过去的同事告诉我，总共只发行了500套，这不是一个大的数字。《社会记录》栏目开播于2003年5月1日，今年1月31日，在央视新闻频道改版中正式谢幕。将近5年的时间，《社会记录》一共播出了1151期节目，出版的DVD中，选取了其中的64期。这些节目，对于曾经在《社会记录》工作的同事来说，是一段记忆，一个纪念。对于中国电视新闻界来说，《社会记录》却是一具标本。用原《社会记录》制片人李伦的话来说，“这具标本残缺甚至粗陋，但肌理丰富，结构复杂。标本本身无法阐释它的意义，只希望看到他的人，可以从中索取到需要的价值。”那么，这个“非典型央视节目”的生与死，对电视新闻行业，又能“索取”到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我是2004年7月来《社会记录》工作的，到2007年7月调离，在这个栏目整整工作了4年。在4年的时间里，我和《社会记录》的诸多同人，一起见证了这个栏目的成长，分享了她的荣誉，也共同分担了这个“非典型央视节目”在新闻频道生存的种种不适应。
　　我的同事庄永志曾经将《社会记录》的理念概括为“价值重估”，而我更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概括：《社会记录》一直试图在呈现转型时期的价值观的冲突。因为“重估”二字里面有着强烈的主导性，而这和《社会记录》崇尚的理念，多少有一点点分歧。而“呈现”二字，显得要消极、客观一些。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各种价值观的紊乱和多元，是转型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许多新闻的发生，其实正是这些价值观冲突的直接后果。在一个价值观相对统一的社会，新闻发生的频度和烈度都较低。相反，当社会价值观严重不一致，有些行为在一部分人看来已经超越了伦理底线，另一部分人就会觉得无所谓，甚至取之有道。有些人认为是错的，另一部分人却认为相当正确。当这些严重冲突的价值观在恰当的时间点上汇集在一起，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闻。
　　就好比最近发生的范跑跑事件，在范美忠老师看来，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也是一种“勇敢”，故而他先于学生之前跑掉，仍然敢于将自己的观点示众，而旁观的民众接受不了这种价值观，冲突于是展开，并有了后续的种种新闻的发生。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比比皆是。我的同事沈亚川在三年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这期名叫《衡生之死》的节目，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张衡生的年轻人，在湖南省湘潭县茶恩寺镇107国道旁遭遇车祸，躺卧在车来人往的马路边苦苦支撑了整整5天， 2005年3月12日早上，这位29岁的青年终于在一场大雪后离去。而在他死亡的几百米处，就是一个村庄。在张衡生死亡前的5天时间里，这个村里的人曾经数次给当地的派出所打电话，但警察出车到事发地转了一圈，没有见到当时正巧到河边饮水的年轻人，于是打道回府。在后来的两天，也曾有好心的村民给这位年轻人加过衣服，喂过水，甚至一位母亲还给这位年轻人简单包扎过伤口，但终没有人把他送到医院。对这样一个事件，当然派出所有不可原谅的失责之处。甚至我们也可以追问我们国家在救助制度上的问题，相信许多新闻媒体做这个选题，都会下意识地沿着这样的方向去采访。但是，仅仅如此，真的就能呈现这个新闻发生的原因吗？在《社会记录》看来，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年轻人死亡的夜里，离他几百米的村庄的许多人都知道，那样一个风雪夜，对于这个受伤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但在那个夜里却没有人走出家门，试图做一点什么，这一点同样值得记录和分析。从本质上讲，对生命的漠视或者轻视，并非仅限于政府官员群体，这些旁观者内心的价值观，不也是这个新闻发生的重要原因吗？对这部分群体价值观的呈现，让我们了解到，在当下的中国，我们每一个普通的国民内心，是如何理解生命的分量和价值的。
　　应该说，在中国的电视新闻界，《社会记录》是一个先行者，它平等地观察不同价值观，冷静地记录新闻中复杂的人性，努力践行着解释性报道的原则。如今，这个先行者因为先行而去，唯愿后来者，能汲取营养，继续前行。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策划组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