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庄永志

　　“奥运让政治走开！”
　　愿景？尊重。事实？瞎说。
　　“奥运让政治走开！”
　　官员说，是宣传；记者说，是无知。
　　人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顾拜旦自己就这样概括1896年雅典奥运会的影响：“一是竞技方面的，二是政治方面的。不仅解决了持续若干世纪的东正教问题，还提高了希腊国王和王子个人在国际上的威望。”这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因政局动荡、财政吃紧，希腊首相曾坚决反对，但顾拜旦的游说让康斯坦丁王子意识到奥运会能提高王室的影响力，能唤起希腊民众的国家意识；结果首相被迫辞职，奥运会靠民间捐款开幕。
　　其实，顾拜旦一直对体育寄予政治厚望。普法战争失败，他归因于法国人不如普鲁士人强壮，认为体育是让他的祖国重获欧洲霸主地位的捷径。他给报社写信寻找同道。与一位热衷于在雅典组织一次国际奥林匹克盛会的81岁的英国人会面后，他更坚信：体育，特别是奥运会，在政治和生理两个方面有极大的价值。热爱祖国和民族振兴是他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动力所在。
　　因政治而恢复的奥运会，与政治如影随形。且不说颁奖礼上要升国旗、奏国歌，运动员总是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参赛，并要效忠于这个国家和组织，也不说很多国家的运动员是由政府负责培养、训练，单单是国内国际围绕奥运在竞技场内外展开的明争暗斗，就足以让对政治最不敏感的人见识奥运的政治一面。
　　政治曾让奥运会变成追悼会。1972年的“慕尼黑惨剧”不能不提。在停赛的9月7日，萨马兰奇的前任布伦戴奇在追悼被害的以色列运动员和官员时说：奥运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对世界的作用也与日俱增，但不幸的是，它同时也向政治、商业广告和犯罪打开了大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爆炸，又让奥林匹克运动会降旗致哀。
　　政治让奥运会变成意识形态竞技场，甚至是小丑的T型台。希特勒1933年上台之初坚决反对已获得举办权的柏林奥运会，但他很快意识到，奥运会是宣传纳粹思想的绝好途径，可以“向世界展示现在的德国是多么的进步和现代，德国人民在国家社会党领导下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雅利安人是多么优秀的种族”。心怀感激的希特勒力挺顾拜旦获诺贝尔和平奖，但1937年去世前顾拜旦虽获提名但终未获奖，有人说，就因为支持者是希特勒。柏林之后，获得主办权的东京也想玩一把奥运。幸亏，国际奥委会没有把机会交给当时已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而是将主办地改为赫尔辛基，但战火使赫尔辛基无法点燃圣火。作为补偿，赫尔辛基主办了1952年的奥运会，但当时冷战正酣，连奥运村都分为不同的阵营，咱中国自然和前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些国家住在一个村里；《真理报》、《消息报》拼命鼓励运动员为国争光，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后，1956年的奥运会，得知前苏联入侵自己祖国的匈牙利运动员在水球比赛中和前苏联运动员发生“火拼”：“两国的队员都像梭鱼一样，在水下攻击对方，激烈的打斗使得泳池中形成一个个漩涡。”对抗不止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抗议本国种族歧视的黑手套也曾出现在冠军的领奖台上。
　　奥运并非天神，政治也不是恶魔。“奥运让政治走开”，愿望而已。无论广义狭义，政治与奥运一直难解难分。不贴标签，直面当下，我们无需回避什么，也不必刻意引导谁。关注奥运期间乃至今后的示威区，这是狭义的政治；关注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这是狭义的经济；关注刘翔的成绩，这是狭义的体育与娱乐。
　　加入WTO，了解、掌握国际经济规则，我们经济入世；主办奥运会，进一步了解、掌握国际体育规则，我们文化入世。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