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庄永志
　　冷艳如花的李香君王丹凤不忍面对镜头，不堪回首当年对她“咒骂共产党、为蒋介石鸣冤”的指控；翩翩公子侯朝宗冯喆，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悬梁于被迫劳动的锅炉房中——穿过《电影传奇》，《桃花扇》银幕之外的往事像炽烈的岩浆灌进我的身体，凝结心底。
　　老电影渐次复活。一百多个周末，《电影传奇》以上千人的回忆，带我游走百年，分享《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荣耀、感受《青松岭》的尴尬，更体会《桃花扇》的悲凉。
　　影人造梦，多是美梦，但自身的经历难免噩梦。美梦也好、噩梦也罢，只能留诸胶片、藏诸记忆：如果不被放映，歌舞片也是无声，如果无人听到，哭天抢地只是默然。
　　《电影传奇》为百年电影拍了一部长片。无论是星光灿烂的影帝影后，还是寂寂无名的场工会计，他们一起走到崔永元的镜头前扮演了一个共同的角色：见证人。
　　如果不看《电影传奇》，只知道《桃花扇》是中学课本里的几段文辞、是上世纪80年代解禁的一部黑白影片、是偶尔一听的昆曲片段，殊不知，电影《桃花扇》的荣辱沉浮与剧中的家国之变、儿女情长、士人节操一样动人心魄。
　　说起来，诞生于大跃进年代的西安电影制片厂，1962年上马《桃花扇》时是指望这部“宣传爱国主义”的电影打翻身仗的，没想到演员和电影统统被打翻在地。
　　剧本当然是通过审查的，据说，康生还夸好。全国的演员来保这个戏，上影厂的王丹凤、峨影厂的冯喆，都是大牌，还有北昆的戏曲演员。从西安奔赴杭州，大家“革命热情很高”，还成立了学雷锋战斗小组，战斗了近两年，电影拍成；上面审查后决定国内暂不发行，五六十万的投资“买来”1966年7月12号《人民日报》的一篇檄文《电影〈桃花扇〉是号召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纵然借得西江水，难洗今日满面羞。《电影传奇》中，连掩面都看不到，只听见王丹凤恨声不解：“在电影里明明骂的阮大铖，怎么被说成是骂共产党呢？！”她不服气，但不敢说——“说了会被他们打死的！”从小喜欢演电影的她连称懊悔。
　　相比冯喆，王丹凤还算幸运。他被送到大地主刘文彩的家乡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参加四川省级文化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9年6月2号，这位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专，会拉大提琴、爱弹吉他，《南征北战》中有勇有谋的高营长、《羊城暗哨》中英雄虎胆的侦察员、《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演完了人生的最后一个角色——学习班里的锅炉工。
　　昨天影响着今天、过去纠结在当下，记忆在延续，经验还在传递。这不准那不许的禁令、左献礼右歌颂的繁荣、政治正确第一票房收入至上的标准，还在拷贝着把电影当工具的翻云覆雨。艺术乃至文化的命运，一如桃花命薄扇底飘零。
　　《电影传奇》的镜头深远而宽广，不仅把昨日的创痛传递到今日，还通过译制片的故事把他们的创伤变成了咱们共有的记忆。
　　《电影传奇》不标榜口述史，却在一步步逼近历史。
　　它挖掘抢救，使历史不致湮灭无闻；它多方印证，努力校正错漏；它坚持播出，让全民分享记忆、分担伤痛、互表同情、汲取教训。它让历史复活，让死者再生。它挖掘、抢救、整理、传播的，不仅仅是个人记忆，更是集体记忆，不是日常记忆，而是文化记忆——文化的创伤记忆。
　　不是类比，只是想到；没有求证，只是听说：斯皮尔伯格搞了纳粹大屠杀基金会工程，建了纳粹大屠杀证人陈述材料录像档案馆；崔永元想搞口述史基金，想建口述史博物馆。
　　博物馆各各不同，自有价值。搜奇猎怪增广见闻，可以；炫耀成就强化自信，可以；铺陈历史寻求认同，也可以。但《电影传奇》，至少其中关于文化创伤的部分惟求反思历史责任、永志民族伤痛、严防悲剧重演！
　　观众不是看客。所有的历史首先是个人的历史，只要有对真相的好奇、对事实的敬畏、对灾难的警惕、对受害者的同情、对遇难者的尊重，我们人人都能留下一段传奇。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４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