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乔新生
　　温家宝总理今年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引起了新闻评论界的关注。总理说：“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人民日报》，2009年1月5日）不少新闻评论者据此发表议论，认为大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样下去，将会导致中国大学出现“弱智”化的现象。
　　可是，有心人搜索后发现，一些评论作者使用的数据是1999年《中国青年报》对北京地区部分高校进行调查之后所采集的数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调查统计之后发现，从1989年到2008年，我国高等院校中农村新生的比例逐渐上升，2005年已经达到了53%。
　　那么，评论者究竟该采用何种数据？在信息时代，数据泛滥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不同的单位、不同的部门，根据不同的方法调查统计，会获得不同的数据。甚至同一个单位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也会得出不同的数据。所以，新闻媒体在引用数据的时候，务必要交代清楚数据的来源、统计数据的基本假定条件，帮助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
　　假如主题先行，根据评论的主基调，选择性地搜集有关数据材料，那样就会误导读者，产生很坏的社会影响。过去，一些评论者习惯从感性出发，将若干材料堆积在一起，产生视觉冲击力；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评论者的这种杂文式创作手法，越来越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在一些网站，可以通过技术链接，在瞬间了解相关信息材料，评论作者完全不必在自己的文章中堆砌有关材料。于是，一些评论者开始玩弄数字游戏，他们将不同时期、不同部门收集的不同数据进行剪切，或者简单地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重要论据，以提高文章的说服力。但是，他们可能忘记了，这样做往往会弄巧成拙。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数据反映不同的社会关系；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采集的数据，会反映出不同的问题。关于农村大学生在高等院校的比例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抽样调查，得出科学的结论。温家宝总理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只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现在一些新闻评论者在撰写有关评论文章的时候，越来越习惯于使用互联网搜索技术，根据自己文章主题的要求，随时搜索关键的词语或者数据。这样做虽然可以提高评论文章撰写的效率，却有可能“牺牲”新闻评论的客观性。互联网转载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相互链接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或者丢失新闻的一些关键要素，从而成为无头无尾的新闻。如果评论者借助于早就过时的数据，撰写有关评论文章，那么，就会不自觉地掉入网络的陷阱中。
　　谨慎使用数据，要求新闻评论者厚积薄发，在日常生活中留心有关权威数据。当数据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应当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仔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准确的结论。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数据，应当从数据来源、数据产生方法、调查样本、调查时间等方面仔细求证，不能盲目相信互联网上出现的数据。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有亲身的体会。当年在研究我国腐败案件“查处率”问题的时候，我仔细比较了海内外不同科研机构所使用的数据，发现个别科研机构在分析中国腐败“查处率”问题时，把“查出率”和“查处率”混为一谈，结果导致数据失真现象十分严重。直到今天，笔者仍然无法确认我国腐败案件的“查处率”到底是多少。这是因为从统计调查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命题所涉及的学术争议非常多，何谓腐败，谁来确认腐败，党内的劝诫、主动投案、政纪处分是否属于“查出案件”？对于“查出案件”，是否必须由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查出案件”和“查处案件”之间的区别何在？假如不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的甄别，那么，有关 “查处率”的讨论就变得毫无意义。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７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