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陆高峰
　　新闻传播活动最直接的参与者只有两种人：传者和受众。但是相对于对受众了解的热情，我们对传者的研究却是那样冷漠。对于受众，我们不但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体的阅听收看喜好、时间、方式、心理进行反复调查揣摩，而且不断小心翼翼地调整版面和视听内容去迎合他们的趣味，我们担心受众的每一声叹息，企图从中破译出“捕获”他们的密码。但是，关于传者——记者的喜怒哀乐，我们却无暇顾及。
　　尽管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职业记者”，而1815年受雇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出版人员梁发已经“是我国最早的记者之一”，标志着我国记者职业的出现，但是，我们对于记者的研究，特别是记者生存状态的研究却相当滞后。关于美国记者研究的起源，黄旦先生在其著作中也认为“这一问题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即便同一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说法也“游移不定”。
　　在我国，记者研究的起源同样是一本糊涂账。在这里我无意专门探讨我国记者研究的确切起源问题，但是，从这一个问题也能看到我们关于记者研究的粗糙程度，也能看到关于记者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分量如何。毕竟，我们可以知道最早的报纸、最早的广告、最早的“新闻”，仅仅“考证邸报是出现在汉代还是唐代就养活了那么多教授和博导”（引自某知名传播学者在2009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上的发言，因未征求其本人意见故隐去姓名——笔者注）。但是，对于记者研究，我们的新闻传播学者显然没有投入那么大的热情。
　　关于新闻学研究中对于记者等新闻人物研究不足、见物不见人的状况，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权威方汉奇先生的话最有代表性：“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尤其不被重视……报纸是人办的，然而办报的人的活动，在新闻史上却很少介绍……一部几十万字的新闻史，除了有关报纸的记载以外，几乎不见人物的活动。能够幸运被提名介绍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有幸被提名介绍了，也叙述得十分简略。”（《方汉奇文集》，2003年版）
　　众所周知，最早从结构上对大众传播过程进行概括的是拉斯韦尔的“5W”。可此后的研究并不是“5W”的均衡展开，相反，从一开始学者们的注意力几乎就都给予了效果和内容。“效果理论的发达和传播者——‘Who’的研究之薄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换句话说，从传播流程来看，完整的信息传播通常要经过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效果与反馈这样几个阶段，传播者处在信息生产服务链的“源头”，但是，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关于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与反馈的研究都十分丰富，唯独对传播者的研究比较贫乏。
　　记者是新闻传播的主体，是新闻信息的加工制造者，却没有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角，出现了新闻学研究“灯下黑”的现象。其中原因，除了长期以来研究习惯上的偏差，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重实用、轻人文的功利倾向。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总是急于迎合各种各样的利益需要，研究者热衷于通过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来实现自身的商业价值。如此一来，能够增加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及内容研究就开始丰富起来。此类实用主义的功利研究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适应我们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那些越是边缘的、越是跨学科远缘杂交的、越是能够从其他领域借鉴并创造新名词和新领域的新闻学研究，越容易在各种权威刊物上发表、越能获得更多的科研赞助、越能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获得掌声，由此导致了现有的新闻学研究虽然各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学专著和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但是离新闻学核心、本质的东西却越来越远。
　　当然，出现新闻学研究远离记者主体研究的现象，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与记者在媒体和社会中的现实地位有关，即传播者是依附于政治或者经济组织并听从组织召唤的，这些组织的掌控者只需对他们发号施令就行，不需要对他们的行为需求过多研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在记者研究上多费时间了。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编审）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８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