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于冠深
　　回首当年我出发采访时吃饭的吃法，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上世纪末，大体说来，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自己花钱自己买饭自己吃；自己花钱别人买饭自己吃；花少钱饭菜好自己吃；不花钱饭菜好有陪客。
　　1968年暮春，我和《大众日报》的一位副总编及一位业务骨干，前往北镇地区即现在的滨州地区某县采访，住在县委招待所，就在招待所的食堂买饭吃。人家所里的同志，想是打了饭都回自己的办公室吃了，在食堂餐厅里吃的就我们三个人。那时候用粮票买饭票分细粮票和粗粮票。细粮票买馒头，粗粮票买窝窝头。
　　一次吃早饭的时候，我们的副总编同志将刚买的一个窝窝头咬了一口，便走到卖饭的窗口，小声细气儿地对炊事员说：“同志呀，你看，这窝窝头是不是不大熟成呀？”“谁说不熟？怎么不熟？人家吃着都熟，就你吃着不熟？”炊事员高门大嗓很不高兴地说。我们的副总编同志本想换个熟成的来着，不料却吃了抢白，也就没敢提换的要求。那是“文革”时期，该副总编同志刚刚获得“解放”，故说他没敢提换的要求，并非夸大其词。该食堂曾卖过一两回炒得通红的虾。一角钱就买不小的一碗。真是又好吃又便宜，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所谓自己花钱自己买饭自己吃。
　　1971年元旦刚过，我和三位来报社接受培训的通讯员同志在聊城地区某县采访。也是住县委招待所，在招待所里的食堂吃饭。头一天是我们自己买了饭票去食堂吃。第二天上午，自我们到来就跑前跑后的一位县委宣传科的小伙子，要我们把饭票交给他，他要替我们打饭送到房间里来。我说，食堂很近，不麻烦他送。他很为难地说：“这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你不让送，我怎么完成任务……”听他这样一说，我想起他曾说过，他是临时工，临时工都盼望转正，要转正就得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们把饭票交给他，他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已经十二点了，小伙子还没有送饭来。到了下午一点了，还没见小伙子的影。到两点多钟的时候，他们三位都说饿了，小伙子仍没露面。我说，“这工夫他就是来了，伙房里也没饭卖了，上街”。好在街上的饭店里还有油条卖。我们就吃了顿油条。我们从街上回来，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来了，脑门上冒着汗。“哎呀！于编辑，真对不起，我把打饭的事忘了……”还想着他有个临时工转正的事，我笑笑说道：“忘了就忘了吧，以后想着就行。”以后他没再忘过。
　　——此所谓自己花钱别人买饭自己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一个人去昌潍地区某县采访，同样住县委招待所，同样在招待所里的食堂吃饭，但不是在大餐厅吃，而是在大餐厅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吃。每到吃饭时，我就一个人坐在八仙桌子旁边慢慢吃。每天的中午饭和晚饭，都有四盘菜摆在那里。多数情况是一盘炒鸡蛋，一盘肉丝炒芹菜，一盘肉不多的排骨，另外一盘是素菜。一天交多少钱记不清了，反正我在超值享受就是了。我那时还算年轻。很想把那盘数量颇丰的炒鸡蛋一扫而光。但顾虑炊事员同志笑我太没出息，我便总是仅吃一半就拉倒，而且以为剩下的别人收回去会吃，故而只靠一边吃。
　　——此所谓花少钱饭菜好自己吃。
　　至于不花钱饭菜好有陪客的“吃饭”始自何时，我说不清楚了，反正我曾多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就是了。
　　自2001年以来，我没有再以采访记者的身份出发过。故眼下的编辑记者外出采访其吃住行怎么安排，我没有发言权了。还有一点想说，即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那段，记者从济南出发往东与往西所受到的招待是有差别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差别逐渐缩小乃至于很难说再有什么差别了。再是，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而言，还真的不曾因吃的怎样而致对报道产生过什么影响。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１０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