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长  平
　　奥巴马走了，王紫菲红了。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当天网络直播的时候，就有网友在twitter上说，这个姑娘一定会“火”起来。王紫菲本人感到惊讶，是因为她不够了解中国的媒体环境。
　　王紫菲当天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出席奥巴马与上海青年“市政厅式”对话。她安静地坐在那里，一周以后就成了新闻的主角。不是因为她做的事情太多了，而是因为媒体可以报道的东西太少了。至于她脱外衣、与奥巴马大方握手，都是媒体无中生有的八卦。
　　媒体太八卦了。没错，新闻的娱乐化是一个世界潮流。它让有识之士感到担忧，害怕人类会娱乐至死。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眼球经济主宰了我们的认知。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严肃思考，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过，我一向认为，有些学者顺手从世界潮流中舀出几瓢水来，浇灌自己这片杂草丛生的土地，就太有些偷懒了。中国的情景很不一样，混合了前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娱乐至死”这两年在中国成为时髦的词语，它来自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于1986年出版的一本同名书，该书说的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但是，一些论者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波兹曼在该书前言中比较了两个预言，该书的内容是建立在其中一个预言没有能够成为现实的前提之下的。这两个预言，一个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至死——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资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资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的前提就是：“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美国人）是幸免于难了。” 波兹曼在该书的其他章节中也多次提到，他只是讨论美国的情形。
　　那么，中国当下的严肃新闻，有没有“娱乐至死”问题？它和美国的情形是否一样？我的回答是，严肃新闻娱乐化相当普遍，但是其原因并不能完全套用波兹曼的观察和分析，更在于中国自己的特殊新闻环境。为什么娱乐新闻和体育新闻在近年来的中国媒体中表现得如此突出？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领域的新闻开放得最早也最充分。
　　在奥巴马女郎的报道中，媒体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不知为什么没能留下几句值得记住的话，倒是无意间捧红了现场一位没有获得提问机会的女大学生王紫菲。”这段话记录了十分典型的中国情景。
　　奥巴马此行真的没有说过什么值得讨论的话吗？没有做过什么让人记得住的事吗？你到一些较为开放的网络论坛上去看一下，就不会同意这个判断了。但是，在传统媒体中，人们的印象就是这样子的，于是，八卦自然有理了，而且那些打破沉闷的报道有功了。
　　国外的娱乐化有一些边界。第一，这个人的确是做了点什么，比如美国的佩琳女士，成了政坛的“芙蓉姐姐”，是因为她真的参与竞选了。第二，征用性别因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能仅仅因为性别和长相就成为新闻。而在中国，这方面几乎肆无忌惮。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