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高金国
　　上回说到明朝最懒的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据说这家伙“熄火”以后，大臣们讨论给他安个什么庙号，思来想去，还是“神”比较妥当，既不得罪当朝皇帝，又能刺刺这个千古奇懒的老皇帝。“神”嘛，从场面上可解释为“神气”、“神圣”，私下骂他的时候，自然就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神宗之“懒”，部分原因是“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衡。皇帝没法子随心所欲，眼一瞪胡子一吹，撂挑子不干了。
　　这种制衡，也体现在当时还十分“原生态”的新闻舆论领域。邸报之所以敢曝光皇帝，想必还有点侥幸心理：皇帝连朝廷都不管了，小小报房，又怎么可能搭理你？
　　另一个勤奋却命不好的末代皇帝明思宗——也就是崇祯皇帝，就不同了。这个皇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但还算得上是一个勤勉的皇帝。皇帝一旦勤勉，报房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是明朝最热衷于“新闻检查”的皇帝。
　　这透露出的一点信息就是：当政者如果太勤勉，媒体往往不敢说话；当政者如果太慵懒，媒体往往敢说话，可惜说了没用，因为当政者在睡大觉。当局重视宣传，媒体容易沦为枪手；当局忽视宣传，媒体则成空喊。
　　因为皇帝勤奋，报房就不好做了。崇祯皇帝一上台，就对报房下手，看来早有预谋：“各衙门奏章，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泄漏机密，一概私揭不许擅行抄传，违者治罪。”
　　也就是说，皇帝没在文件上画圈（未经御览批红），谁都不准公开见报。皇帝万一批不过来，那些奏章就只能在那儿睡大觉了，谁敢擅自抄传，要治罪的。
　　按现在的观点来看，各级衙门交给皇帝的奏章，的确属于“内部参阅件”，等皇帝过目了，好的留下、坏的拿掉，统一“宣传口径”之后，再大规模宣传、报道，也合情合理。可有趣的是，即便在今天看起来貌似合理的制度，却激起了当朝大臣的强烈反弹，可见当时“皇权”、“相权”的制衡，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有点“寸土不让”的味道了。
　　若干大臣上书反对。大臣祁彪佳——人送外号“彪哥”——为了反驳皇帝，居然提到了媒体的“辟谣功能”。和彪哥比起来，当今某些官员的确算不得“远见卓识”啊——纵然网络谣言肆虐，很多地方官还是在“通过媒体辟谣”和“封杀消息”之间，选择后者。
　　彪哥说了，咱们大明朝没邸报不行啊，你封杀邸报不成啊，当今通信手段落后，地方官员就是依靠邸报了解中央精神、贯彻中央意图；你给邸报念紧箍咒，那还了得？信息如果只能口口相传，你一方言我一土语，用不了半天蛤蟆就能变王八。在彪哥以及其他大臣的劝说下，崇祯皇帝没办法，只好宣布：“今后除密切事情外，可照常发抄，以信前旨……”除了一些头条新闻、重要报道，皇帝就不用再为报房的事情操心了，放任自流，让他们干去。
　　其实，不管搞新闻还是玩政治，“制衡”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缺乏制衡，则容易失控；制衡太过，则相互掣肘，寸步难行；通过制衡达到相对的平衡，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最近火热的“我爸是李刚”汽车肇事案，就是个“制衡与反制衡”的典型例子。设想一下，如果李刚局长的公子没有喊出“我爸是李刚”这个极具炒作价值的“台词”，而是比较平庸、缺乏“主题词”，这一事件还会被网友如此爆炒吗？如果缺乏网友的制衡作用，事情恐怕很容易就被“暗箱操作”，死者白死，肇事者逍遥，一切“法外开恩”，归于平静。老高相信公安局副局长具备这样的能量。到底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肇事罪，是否酒后驾驶，这些都可“人为处理”。
　　网友对此事的爆炒、传统媒体的迅速跟进，产生了强大制衡力，让这种“人为处理”几乎不再可能。李刚父子恐怕只会徒唤奈何了。可是，冷静地想一想，如果制衡早就存在，李“衙内”还敢如此肆无忌惮吗？缺乏制衡造就了李“衙内”的悲剧。对他而言，法治严苛的明朝似乎更适合他生存。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