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时统宇
　　在许多研究者眼里，“电视知识分子”被等同于“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而忽略了电视知识分子所继承的知识分子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进行启蒙的重要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从来不乏人类思想巨擘的身影。例如，新闻记者们不远千里去探望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时，摄影术已经普及，新闻影片才刚刚起步。作为媒体上第一位预言家，他的农民装束配合他显露的圣体，真是十分理想。托尔斯泰表演体力劳动也被拍成照片和电影。”①罗素把一生中发表作品或在电台做节目得到的酬金都一笔笔记入一个笔记本中，“放在一个贴身的口袋里。偶有懒散或是灰心的时候，他就会把它掏出来仔细翻阅，并称之为‘最有益的消遣’。”②
　　陈丹青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与媒体亲密接触的西方重要知识分子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准。至于以赛亚·伯林那些主题庞大、艰深难懂的长篇文论，探讨冷战、历史、文学、政治学——这样大尺寸的哲学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堆里半个也找不出——许多都是公众场合的讲演，还有不少是广播电台的长期现场播音。他是牛津的资深教授，是雅人中的雅人，可是扯着喉咙没完没了在电台里讲啊！”③
　　陈平原先生写道：“《美国划时代作品评论集》集合众多专家学者，讨论32部代表美国历史及精神价值的重要作品，书中各文原是为美国之音对外广播而作。《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则是英国广播公司第三台谈话部的系列谈话，分别请专家撰稿，讨论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阿尔杜塞、年鉴学派等话题，这组广播谈话的问题意识很明显，那便是‘大理论的复归’。《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的记录整理稿，该节目分别邀请十几位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柏林、马尔库塞、奎因等，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不难想象这15集电视系列节目的学术含量。”④
　　如果我们将“屈服于电视的知识分子”等同于“电视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又该怎么称呼上述学术大家和文化大师呢？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上电视的公共知识分子”，仿佛只有将电视污名化、进而将“电视知识分子”污名化，才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高洁、不为流俗所污似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些知识分子选择在电视上传播思想的同时，电视节目创作集体也选择了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电视节目创作集体对其言论的选择性播出。（哪怕是现场直播或实况转播，也存在着电视节目创作集体对机位的调动、景别的转换和视角的取舍等的选择，这些操作都会对观众的收视心理和对知识分子言说内容的传播产生细致而微妙的根本性影响。）像梦魇一般缠绕着“电视知识分子”的“学问做不好才上电视”的文化魔咒，不是很应该烟消云散了吗？
　　注释：
　　①②【英】保罗·约翰逊著，杨正润 孟冰纯 赵育春 施敏译：《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第237页
　　③陈丹青：《也谈学者上电视》，《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④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