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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阁:两代报人,一样精神:范敬宜与张季鸾

2011-01-20 20: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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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刘宪阁
  范敬宜和张季鸾也能相提并论?有人大概不以为然。毕竟,范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共和国新闻名家;而张虽亦为民国报坛元老,政治上则不太清白,新记《大公报》时期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关系尤属暧昧。但若穿过纷乱的表象,进入深厚的内层,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新闻规律、熔铸中国本土的新闻传统这一伟大的历史链条上,两人还是颇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先说两则趣事。范敬宜出行往往有公家配车,但他更爱打的回家,借着和师傅聊天以体察民情。某次将近机关大院门口,的哥师傅才恍然:和自己聊了这么久的,“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无独有偶,张季鸾曾说过:一个老记者,“老”而不“记”,就只能是“老者”了。一字之差,增减之间,固然形象地说明了中国语言之生动活泼;而更深层次的,则反映出范、张对新闻事业之共同的兴趣、敏感与热爱。
  两人的共通性,其实远不止这些。比如经常听到一些新闻工作者抱怨,说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约束和限制,以不得尽情施展为苦。然而,范敬宜告诉我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海再阔总有边,天再高也有度,鱼与鸟的自由总是有界限的。这就是“框子”。世间没有绝对自由,新闻工作也一样,总要在一定的“框子”内去充分地发挥能动性。一个演员的表演是离不开一个有限的舞台或场地的。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高龄时仍能在八仙桌下打一套漂亮的猴拳,而不会碰到桌子腿一下。关键是如何做我们的文章。
  喜欢抽烟的张季鸾,则妙喻说:烟灰缸最外面一个大圆圈,内层另有小圆圈。新闻记者本身常因为法律限制,慢慢地把心胸压缩小了,只在小圆圈的范围中活动。事实上,在小圆圈与大圆圈之间的一段距离上,有相当大的天地,可以奔马也可以跑车。
  换言之,关键是别先把自己局限死,而要尽可能学会在特定范围内如何有所施展与创造。鱼跃鸟飞也好,奔马跑车也罢,新闻工作的自由,是可以想办法去努力争取的,然后可达“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
  又如某些事件发生了,新闻媒体是报还是不报?范敬宜认为,须综合考虑其导向和社会效应:不能只看到一点现象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到一面,没有了解到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都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到社会效果。
  张季鸾亦然。尤其晚年正值抗战期间,他常说:“我们作新闻,应当总报喜不报丧!”所以在许多问题上,不赞同发表内容有暴露性的新闻报道。他说:“我们是在作宣传,不是写历史!”
  进而言之,两人强调的其实主要还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范敬宜多次指出:(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第一就是责任。如果没有社会责任,就会走入误区……(要有)大局观念,眼光四射,能站在一个大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现在需要报道的东西。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另据台北新闻史名家李瞻先生考察,张季鸾倡导“社会责任论”,比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要早。比如1937年2月18日,他在《大公报》所刊之社评《论言论自由》中,即明确称:自由之另一面为责任。无责任观念之言论,不能得自由……凡有关国家大事之言论,其本身皆负有严重责任。言论界人自身时时须作为负国家实际责任者。倘使我为全军统帅,为外交当局,则我应如何主张,应作何打算?此即所谓责任观念也。
  其言如此。如果更加深入仔细品味,范敬宜和张季鸾在新闻实践和新闻理念上的共通(非仅共同)之处还有不少。也因此,我们才说:在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新闻规律、熔铸中国本土的新闻传统这一历史链条上,两代报人,一样精神。
  【本专栏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资助,批准号09AXW001】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1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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