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同事小李报考公务员，笔试、面试、体检，一路顺利走下来，只剩最后一个公示环节。这时，他所报考单位人事部门的一个电话，像一瓢冷水将他浇了个透心凉：“抱歉，因为我们工作疏忽，成绩搞错了，你不是第一名，我们不能录用你。”
　　小李欲哭无泪，心里也犯嘀咕；“这么严肃的‘国考’，能出如此低级的错误？真的是搞错了吗？不会背后有什么猫儿腻吧？”怨不得他这么想，这事儿的确蹊跷。
　　和用人单位交涉无果，小李问我报社能否关注，通过舆论监督揭开事情真相。这件事儿，应该说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一个和报社没有任何关系的报考者遇到，我们十有八九要关注。
　　麻烦在于：他是我的同事。
　　2005年3月29日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的《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对新闻回避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第五条 新闻采编人员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时如遇以下情形应实行回避，并不得对稿件的采集、编发、刊播进行干预或施加影响：
　　1.新闻采编人员与报道对象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
　　2.新闻采编人员采访报道涉及地区系本人出生地、曾长期工作或生活所在地；
　　3.新闻采编人员与报道对象属于素有往来的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
　　4.新闻采编人员与报道对象存在具体的经济、名誉等利益关系。
　　小李的事儿，符合其中的第三种情形：“新闻采编人员与报道对象属于素有往来的朋友、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报社所有采编人员，和小李都是同事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他遇到的不平事，每一个人都要回避，没有谁有“资格”采写和编发报道。这注定了在自己报社为他鸣冤的不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国家和我们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记者亲历是可靠的新闻源，不仅同事可以通过采访他写出报道，他本人写也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新闻观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上：记者是最可信任的群体，每一名记者都不会滥用报道权。
　　在这样的基础没有实现之前，确立新闻回避制度，就是必要的。在小李这件事上，当然不是说我们去报道，就一定不公正，但即使它事实上是公正的，也可能让另一方以及读者产生“是否在拉偏架”的疑惑。既然媒体很多，并非只有自己的媒体报道这一条路可走，鸣冤的事，还是交给其他媒体吧。
　　另外几种需要回避的情形，也一并说说。“新闻采编人员与报道对象具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去年底被处分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某记者，就是这种情况。她把家人当采访对象，所采写报道中，出现最多的采访对象是其父母、老公、孩子。
　　“新闻采编人员采访报道涉及地区系本人出生地、曾长期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出生地、长期工作或生活地，和自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该回避。其不明确之处在于，需要回避到什么“程度”？比如，我现在工作和生活地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是石景山区的事儿“不碰”，还是北京市的事儿都“不碰”？
　　“新闻采编人员与报道对象存在具体的经济、名誉等利益关系”。这条也好理解。如果你和被报道对象有利益关系，比如收过钱，拉过广告，那你就失去了报道它的“资格”。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上述规定针对的是新闻采编人员的个人回避，我认为，新闻单位“集体回避”或更紧迫。我注意到，有些报社因为新闻侵权等诉因，这些年和当事人打了不少官司。对于这些官司，尤其是不利于自己的判决，报社大多做了报道，基调基本是为自己鸣冤叫屈。这种“自说自话”，恐有违媒体“社会公器”的定位。
　　第二个问题，目前的新闻回避，针对的是新闻报道，我认为，新闻评论也该纳入回避范畴。从去年开始，北京一家报社和浙江一家网站因为著作权纠纷打了一系列官司。其间，两家都发表大量评论，言说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也许说得有道理，但这些话从他们自己口里说出来，让人感觉怪怪的。
　　不平则鸣。但利用自家版面为自己鸣不平，媒体还是慎重点好。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