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于冠深
　　《论语》有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注释者对这句话的解释分歧很大，兹取众说中之一说。罕，少。与，通“豫”，喜悦，赞同，赞许。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孔子很少谈利；赞同天命，赞许仁德。
　　关于“子罕言利”，曾闻诟病之语：这表明孔子排斥利。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的看法如下。
　　其一，以《论语》为据，对于国家、民众和他人之利，孔子并不罕言。比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意思是说：有一天孔子到卫国去，弟子冉有驾车。看到卫国的情况，孔子感叹：人口这么多啊！冉有说：人口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民众富裕起来。冉有问：民众富裕了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让民众富裕起来，当然得让民众获利。如此这般，或可称之为古代版的“先富口袋后富脑袋”论了。
　　其二，对于个人一己之私利，孔子谈得不多，但也不是不谈。比如，孔子说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可以求得的话，虽然持鞭驾车，我也愿意从事。如果不可求得的话，我则从事我愿意从事的事情。“如不可求”，照我想来，大概是就不义之富或曰不义之利而言，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老人家说视不义之利如同浮云，既是淡泊明志，也是对于这样那样不择手段谋取不义之利恶劣行径的批判。
　　其三，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他怎么会不懂得，一个国家如果排斥利的话，就没有立国的物质基础；一个人如果排斥利的话，根本就没法生存。所以，不能设想他会排斥利。然则世界是复杂的。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作为统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遗憾的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有些应该蔚成风气的东西，比如仁爱，纵令大力提倡也不容易形成风气。有些应该杜绝的东西，比如损人利己，纵令大加挞伐仍然所在多有。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才“仁德”呀，“仁爱”呀，不厌其烦地反复念叨。对于一己个人之私利，一般情况就不提及了。——多说没好处，会有副作用。
　　社会前进了，时代不同了。就物质层面而言，其变化之大好像怎么说都不算过分。至于精神层面，特别是就追逐个人私利而言，如果不是于今为烈的话，恐也难说不是至今犹然。唯其如此，我觉得，“子罕言利”对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人来说，不无启迪意义。
　　浏览时下的报章杂志，常见愤世嫉俗之语。所谓人心不古，私欲横流，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假冒伪劣欺世，坑蒙拐骗害人。“问君欲得几多利，恰似一江春水向东去。”从问题的一方面看，不能说这没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就中一个方面，有同志认为，怕是也得到担负着舆论导向责任的媒体身上去找。直言之，即至少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某些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集体主义，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对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共产主义的崇高精神，深入宣传不够，宣扬“自私是人的本性”，“大公无私虚幻”，为唯利是图、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行径张目。我看，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与“子罕言利”有相通之处。“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应该说，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伟大的宣传家。“罕言利”既是圣人的境界和智慧，也未尝不可以说乃一种宣传艺术。或曰，中华民族之屡遭劫难而复振，与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密切相关。该影响力当中，理应有着“子罕言利”的成分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言国家、民族、集体、他人之利，提倡淡泊个人名利的人生价值观，反对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行径，是媒体应有的责任和自觉。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