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刘宪阁
　　1925年1月4日起，《京报副刊》连续一个月在报端刊登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必读书”。在征答过程中，“青年爱读书票”发出约20余万张，收回仅为308张（含2张废票）。“青年必读书”则由编辑部“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发出不过100，收到答卷78份。尽管这个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令发起者有些失望，但其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却很有意思。特别是涉及一些新闻类书报资料的阅读情况。
　　以“必读书”为例，名流学者们除了推荐各种中外经典，还有几位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些新闻类报刊及相关论著。比如78份答卷中，有三人推荐了1922年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我们都知道，《申报》是上海有名的老报纸，该纪念册更是请各方人士对五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历史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析。推荐此书，可见这些人对新闻报刊及其社会角色的重视。
　　还有人推荐了新闻类专书，比如方超的《新闻学大纲》；而名记者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及《新闻学总论》，则被推许为“中学以上的学生，及服务社会的青年智识阶级必读”。亦有人提出，书本之外，还应该读些报刊。比如应该读《东方杂志》及报纸一份（可以积页成本，集本成部）。更妙者，有人提出要读点《新青年》，并明确要读1920年以前而非此后的。当然，也有人推荐更为激进的《向导》周刊。
　　必读书目里怎么会有报刊呢？推荐者虽没有明说，但从当时报上译载威尔斯《吾人所应读的书》中的一段话，或不难理解此点。他说：“我推想每人应读一种报纸，不是日刊，至少也要周刊，因为对于有相当知识的男人或女人，报纸是历史的生活方面，历史与报纸互相阐明。然我所谓之报纸，是多正确新闻之报纸……这样，他可以得到简洁切要的消息和较明的见解。”
　　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变动中。读报刊，显然有助于了解社会发展与政治形势。而青年们对此也并非没有认识与感知，对各种新报刊更是充满渴求。这从他们的爱读书目中可见一斑。比如广东一读者开头就列了《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他知道这两种是杂志而不是什么专书，“但因为爱读，所以一并列入”。另一读者也列了三种爱读书报，并注明：“如果副刊、杂志不做部书，拟改为括弧内书目以代之”。河南一读者更直言，爱读像《东方杂志》这样“有价值的新闻报纸之类”。
　　收回的308票中，有21人提及爱读《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19人爱读《新青年》（陈独秀、胡适的文存，其爱读者分别高达37和51人）。还有11人提到了《妇女杂志》。十票以下的书报刊物更多，如《甲寅》、《少年》、《前锋》、《新潮》、《新建设》、《英语周刊》、《学生杂志》、《太平洋》、《语丝周刊》、《现代评论》、《创造季刊》、《晨报副刊》等。
　　当时各地青年阅读范围之广，或非今日所可想象。江西一读者称，“爱读《小说月报》或《晨报副刊》或《京报副刊》或《妇女杂志》或《英文杂志》”。奉天一青年的爱读书目则全是杂志：“我看刊物杂志，是与书平等的”，所以当作书举出来；至于《小说月报》不过是诗集、小说、戏剧的一个代表。此外，还有两位读者提到爱读新闻学专著，分别是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和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
　　据时人观察，当时青年爱读的书报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可以《红楼梦》作代表，爱读者多是风流自赏，以吟诗作赋为事业，以呻吟恋爱（得到目的的便恋爱，不得到的便呻吟）为大目的的青年才子们（或称文学家）；第二种可以《向导周报》、《独秀文存》作代表，爱读者多是慷慨悲昂，以奔走呼号为专业，以铲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大目的的青年英雄们（或称社会改造家）”。
　　当然，青年光读这些肯定不够。恋爱或社会问题之外，还得为理想留些空间，须知“六合之外尚有无穷天地，这些鼠偷狗窃的卑污现状真是不值一想”（燕生语）。八十多年过去了，今日青年又爱读、该读哪些书报，而新闻媒体又能交出怎样的答卷呢？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１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