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时统宇
　　新年的第二天一大早，光明日报记者就打电话要求采访我关于电视的“两限”的看法——“限娱令”和“限广令”，这两限从元旦开始实施。
　　我明确表示：没有发现敢于顶风作案的，“两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情让我们不敢对一蹴而就有任何期望，中国电视的收视大战没有停歇的迹象，全国16家电视台争相举办跨年文艺晚会一夜烧掉5亿元就是明证，“两限”的后续效果有待观察。
　　果不其然，《广电双限令 广告玩新招》都成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标题。文中写道：“能够‘一气呵成’看完一集电视剧，不少人都叫好，表示‘看得真爽’，但各集的广告时间加长也让一些人吃不消，感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网友在微博上戏谑说，‘规定出台之前是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出台后变成电视剧后广告大联播了’。”更有观众调侃说：“我看广告看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插进了电视剧？”对此，广电总局迅速做出了回应。
　　实际上，与“两限”相关的举动早就紧锣密鼓了，就连我都没闲着。在去年10月，“两限”还在征求意见时，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和光明日报一起召集我们一些专家开会，为即将公布的“限娱令”准备了整整一个版的文章；年底，中央电视台的《文化正午》做回眸2011的专题，“两限”这事，我说的；就连从未谋面的《中国监察报》也约稿——“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观众”；而为遵守“两限令”而准备的新节目，各个卫视也是煞费苦心，江西卫视推出《深度观察》，我算一个评论嘉宾。“限娱令”明确要求：每个卫视频道晚上8点到11点半必须有两档以上自办的新闻类节目，每档新闻节目时间不得少于30分钟。照此办理，评论类的节目是最容易被打造的。
　　经济生活中房子的限购和文化生活中电视的限娱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共同特征都是政府行为。有人不以为然，就像房子限购时有人指责这是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对电视的限娱更有人说这是主管部门多管闲事——“人的娱乐也要限制吗”——一副特委屈的样子。这里我们要是特学者地去理论，倒显得我们特傻特天真，我们不想犯和疯子吵架的错误。只说一点：谁反对“限购”？无非有两种人——开发商和炒房者，利益驱动不难理解。那么，谁又反对“限娱”？有报道很含混地说是“一线卫视”。看来还是屁股决定脑袋，说到底，还是个利益问题。
　　有一个业内流传的数字挺吓人的：“限广令”让电视台损失了200亿元。这口气特像开发商的。房子限购让开发商损失了多少亿元？让土地财政损失了多少亿元？你那200亿元也算个数？问题是：电视台是开发商吗？不过，有时候还真像。
　　传统党报理论认为：媒体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且高于一切，媒体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真的吗？这些年来中国媒体的某些表现，经常在挑战传统新闻学的底线。究竟是这些底线过时了，还是今天的媒体太过于置底线于不顾？确实让人很纠结。
　　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一种比较理性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发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推动变迁有利可图。制度之所以会变迁，是因为推动制度变迁可以给推动者带来好处，并且带来的好处在抵补了相应的成本之后还有余。由此可见，决定制度变迁的是“利”，当一种制度已无利可图时，这种制度的变迁是必然的。不能否认，如果真的减少收视率高、广告收入好的电视剧和游戏娱乐类节目的播出量，电视台在短期内的经济效益肯定会受影响，但既然电视台是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专门组织，既然电视台要担负起传承文明、人文教化的责任，既然反对低俗化要有切实的成效，那么，与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有本质区别的电视传播就应舍利而取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