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李曙明
　　听同事讲，早几年，他参加过一起事件的联合采访，同行媒体中包括某电视台。鉴于电视台及其所在栏目的影响力，电视台记者成了多名记者中的“带头大哥”，采访过程中以他提问为主。同事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带头大哥”对部分被采访对象的“讯问式采访”。面对他咄咄逼人的提问，对方刚想做些解释，“带头大哥”就厉声呵斥：“我不听你解释。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我不听你解释”，这让我想到司法官（包括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司法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司法官行使刑事诉讼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他们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仍必须给后者充分的自我辩解机会。这样看，“我不听你解释”的“带头大哥”，比司法官更“霸道”。
　　据同事说，那次采访的是一起违法违纪事件。我愿意把“带头大哥”的“霸道”理解为嫉恶如仇，但以这样的方式采访非常不妥。这不仅是自身角色错位，也不利于采访顺利进行。我曾就“如果你碰到这样的记者”问过周围一些人，多数人的选择是：拒绝他采访。
　　对公民而言，是否接受采访完全取决于个人是否愿意；即使是公权部门，理论上有接受采访的义务，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对所有采访要求“有求必应”。“不听你辩解”式的采访，不利于真相的全面还原，注定让被采访对象反感、抵触。长此以往，这样的记者、这样的记者所在的媒体，就容易被拒之门外。
　　记者是记录者而不是司法官。这样的角色定位，要求记者忠实、全面地记录每一个受访对象的声音。作为一个人，你可以不喜欢甚至讨厌某些受访对象；作为一名记者，你却无权剥夺任何人说话的权利。“不听你辩解”式的采访，和根据这样的采访所作的报道，都是不合格的。
　　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是：如果被采访对象因为记者态度而拒绝接受采访，报道是否应止步？
　　情况不太一样：如果其他采访内容可以或者基本可以确认事实，那么，个别人不接受采访，并不影响报道正常刊发；如果部分采访对象不说话导致基本事实有疑问，那么，刊发报道就一定要慎重。下面重点说说后一种情况。
　　笔者所在媒体的主管机关是最高司法机关，编辑部因此常收到一些反映违法犯罪的举报材料，比如，农民反映村里的征地补偿款村民没拿到，被村干部贪污了；比如，有人反映一些干部财产支出和收入明显不符，可能有贪腐犯罪，等等。这些线索，绝大多数未能形成报道。对此，有人惋惜，也有人不解。
　　这些线索有新闻价值，更大价值是其之于司法官的查处价值。法律赋予了司法官侦查权，赋予了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征地补偿款是否被贪污了，司法官可以去查账，可以向相关部门、人员做调查而他们必须配合；司法官可以责令财产支出和收入明显不符的人说明财产来源，后者必须说，不说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句话：如果司法官想去查这些事儿，他们手中的权力可以保证他们查得清。
　　记者不一样。除非人家“开恩”让你看，否则账本在哪儿你都不可能知道；让财产来源不明的人说明财产来源，估计没人会理你，“跟你说不着”。记者不是司法官，没有司法官拥有的特定调查权，这决定了一些时候任凭记者如何努力，真相也不会得到。
　　或许有人要问：“给了这些人说话的机会，他不说。那么按照反映问题人的说法刊发报道，有何不可呢？”问题在于：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是当事人的权利；不接受采访，不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反映问题一方的说法，属于“孤证”。以“孤证”为依据刊发报道，一旦失实，负面影响难以挽回。因为不接受采访而承受这样的结果，并不正当。
　　属于司法官该查的事儿，还是让他们去查吧。穷尽了记者的调查手段，最后结果仍将存疑，将这样的采访领域作为“新闻禁区”，或是可行选择。
　　(作者为《检察日报》评论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