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后十年我国新闻出版的发展目标  
　　到2020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GDP的5%左右，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基本实现全国年人均消费图书6册、期刊3.2册，报纸每千人日130份以上；数字媒体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要使新闻出版业发生质的飞跃，形成有利于新闻出版科学发展的新格局：
　　一是形成科学合理的新闻出版产业结构，传统新闻出版产业基本完成数字化升级转型，新兴产业形成良好经营模式，在世界出版传媒产业的市场份额中占有重要位置；
　　二是形成能够创造出更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新闻出版产品的生产机制，基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服务供给能力；
　　三是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突出的骨干出版传媒企业；
　　四是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新闻出版创新体系；
　　五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新闻出版大市场体系；
　　六是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体制机制，“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和主流媒体在国际的传播力显著增强；
　　七是形成宏观调控、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到位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
　　八是形成一批适应行业发展新要求的高素质新闻出版人才队伍。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1-14）

　　探索报业集团发展的“低碳经济模式”
　　许多研究者习惯上将媒体划分为多种类型，如纸质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等，或者就是直接将媒体分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然而，无论哪一种划分方式，对于媒体的实际发展和今后的趋势而言都显得过于简单。
　　事实上，时下媒体的发展已处于明显的交融态势，报纸的采编系统、排版系统、印刷系统，乃至整个报业的作业流程，均已建立在信息化、数字化基础之上，所谓纸媒只是其中的一种传播方式而已，我们还同时拥有报纸网站、手机媒体、网络视频、呼叫服务等各种传播方式。因此，仅从新闻信息的发布终端来区分媒体的性质，并以此简单地划分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显然是不全面的。
　　与此同时，媒体品牌建设也进入了平台战略阶段，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使互动式传播的有效性大大优于推送式传播，工作主体将围绕服务对象、传播受众展开，舆论传播与引导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报网互动等渠道，运用信息提供、政策解读以及数据库、资讯、广告等系列服务手段得以充分实现。这个平台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这个平台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容许、提倡、欢迎各类合作伙伴。
　　为此，加强报业集团报系建设，稳固主业发展，进一步研究各类媒体的融合，以及新兴媒体在做特做强上提速发展，是报业转型的重中之重。
　　报业集团有品牌和媒体集成的优势，也有内容、广告、人才、人脉等方面资源的优势，还有信息建设、技术开发、平台构建等方面的优势。要学会“共享”，善于利用、整合这些优势资源，进一步凸显集团整体优势，在创新中探索集团事业发展的“低碳经济模式”。
　　（文新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缪国琴/《报刊业务探索》2010-1-22）

　　主流媒体应当具备哪些关键能力
　　近年来，新兴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给传统纸质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社会舆论热点不断出现又不断更新的情况下，主流媒体也越来越注重追踪突发新闻和热点话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分析解读能力。这是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但是，我们在实践中意识到，主流媒体更需要具备两种关键能力——
　　其一，在快速反应能力和分析解读能力之上，主流媒体要有判断社会舆论热点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要从社会效果考量，某个热点值不值得追踪和参与，参与则应该把握怎样的角度、掌握怎样的尺度。比如，娱乐圈是最能冒出热点的，少数值得关注，多数并无价值。
　　因此，首先要对新闻题材价值和社会效果作出判断，而后才是快速反应和分析解读。主流媒体如果不重视，以致不具备判断社会舆论热点的能力，就容易陷入盲目，变成炒作的跟风者，就谈不上引导舆论。
　　其二，主流媒体必须具备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这是影响、引导舆论的又一种关键能力。媒体的报道之于受众，从来就有两类，一是他们想了解的，一是他们应该了解的。公众的注意力资源有限，而纸质媒体的容量也有限，主流媒体就要善用资源，吸引和引导更多的人关注那些对国计民生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议题。
　　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主流媒体既然称主流，那就要具备履行职责所要求的关键能力。既要弥补自己在与新兴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竞争中显露出的不足，比如，对社会热点的敏锐捕捉和追踪能力，更要全面认识自己究竟应当拥有哪些更重要的能力。
　　主流媒体在能力建设中，还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优势，为保持和扩展这些优势培育能力。这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相对于新兴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是当前为社会公众所认同的竞争优势。但如果我们不加珍惜和爱护，这种优势是会减弱的。比如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纸质媒体在采编上仿效一些网媒抢眼球、攒点击率的做法，夸大其词、猛加作料甚至捕风捉影、把猜测当事实来写。如此下去，不是网媒把纸媒打败，而将是纸媒把自己折腾完了。
　　又比如对独立、现场、深入采访的坚持。纸媒从网上抄内容拼凑成篇，同样是要特别警惕的一种情况。现在不少受众是先看网再看报纸的，如果他们一再发现纸媒在抄网媒，网漏报也漏、网错报也错，纸媒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是会被一点点销蚀的。
　　第二个方面，是各家主流媒体长期积累形成的自己的特色优势。比如文汇报历来以知识分子读者、知识分子作者为主体，形成了知识性、思想性强，文化味浓的特色，特色专栏、专刊，颇受欢迎。我们努力把知识性、思想性强的文汇特色也融入新闻版面，借助专家后援团来提升新闻报道特别是新闻解读的知识含量、分析水平和智慧内涵。努力保持和扩展主流媒体各自的特色优势，为的是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而吸引力是发挥舆论影响力、引导力的前提。
　　（文汇报总编辑徐炯/《报刊业务探索》2010-1-22）
  
　　宣传思维须向信息公开思维转变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形成了固定的“宣传思维”。“你是不是党员？”“拉屎也告诉你？”“你是哪个单位的？”“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否则我可以不接待！”……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心里，所谓的新闻报道必须是正面宣传，政府部门只接待来做正面报道的记者。
　　然而，时代变化了，法治的勃兴，让公众知情权的权利诉求不断高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为民众撑腰。因此，今天，媒体与民众要求政府的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讲求的是实事求是，政府做得好就说好，政府做得不好就说不好。固有的“宣传思维”与媒体和公众要求的“信息公开”短兵相接时，发生这样的激烈碰撞就在所难免。
　　固有的宣传思维的另一大特点是，官员高高在上，将政府掌握的信息或者要发布的正面报道形象，从上至下灌输给媒体与民众。政府高兴接待记者就接待，不高兴时就可以将记者晾在一边。而信息公开要求的是政府放下身段，要平等地与民众对话，自觉地接受民众的监督，哪些信息应当公开，不应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意愿，而是应当遵循法律的规定。如果法律规定必须公开的信息，哪怕政府官员不高兴，也必须向媒体和公众公开，必须接待记者的采访。
　　有关部门固有的宣传思维还有一大特点是，要求媒体自觉地站在政府一边，帮着说好话，甚至要帮着掩饰过失。但今天，新闻传播理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站在舆论监督前沿，为全社会守望。如果有人仍然用固有的思维，必然要碰壁。“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必然遭公众狂批。
　　（杨涛/《羊城晚报》2010-1-22）

　　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
　　在当代许多人的眼里，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崩溃一般来说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标志，特别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标志。但是，大约20年后，当时幸存下来的共产主义政权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终结看上去似乎为时过早，不仅从党的威权主义执政的具体历史和本质来看是如此，而且更一般地从整个社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不变的世界观，而是一种解释社会现实的动态体系。更具体地说，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政治行动者声称拥有唯一权威的统一的意义体系”，也是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认知结构”。
　　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和社会发生快速转型的国家——例如过去30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在调节社会对转型的高度变化的认识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官方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适应变化的社会规范、利益和预期，才能支持“平滑”转型的观念。如果意识形态的改革能够调解对转型利弊的主观评价，那么它能够增强社会对转型之痛的容忍，帮助政权合法性的持续再生产。
　　然而，这样一些转型同时对政权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因为社会对未来变革的预期面临着根本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可能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减少焦虑和抵制。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改革必须形成调整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动态平衡。
　　换言之，正是路径依赖的过程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改革可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因为它能够稳定社会预期，保持转型过程的平滑，塑造对合法统治的认识。
　　在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经济中，增长放缓乃至萧条的风险正在加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日益加剧的社会差距。从这种背景来看，要解决以政绩为基础的执政合法性的脆弱性，重构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合乎逻辑的答案。
　　过去五年来，党的领导层是在如下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尽管经济表现是政权合法性的至关重要的来源，但是它并不是政权合法性的充分条件；因而，要长期地维持党的合法性，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改革和现代化。
　　（［德]海克·霍尔比格著、吕增奎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2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