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没有读者何谈导向？没有市场何来阵地？
　　一个时期以来，在资讯舆论格局中似已司空见惯的怪现象是，原本有着广泛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的党报，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在实际的大众生活中日益被边缘化，其广泛的动员能力、公信度不断下降，虽然发行量不小（发行泡沫），但阅读率（包括传阅率）很低。究其原因，缺乏阅读魅力，靠公费、摊派订阅，发行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使得党报发行量与阅读率无关，故而其社会功能不断弱化，逐渐成为体制内的报纸。
　　办党报，必须按新闻规律办报，提升党报的新闻质量，既要增加有“看点”的内容和有影响力与引导性的“话题”， 还要改善报纸的“面相”丰富其“表情”，从而使报纸变得好看、耐读、增长知识、启迪思想。或许有人说这样解决的只是一些“常识”问题，并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别忘了恰恰是脱离“常识”、“常情”的自说自话才严重背离新闻规律，使不少党报的宣传落入“套话”、“空话”而失去读者、失去群众。
　　须知，没有读者，何谈导向？没有市场，何来阵地？阵地决定存亡，舆论决定兴衰。只有读者愿意看，喜欢看，才能真正实现党报的社会功能。因此，从根本上讲，只有按照新闻规律办“新闻党报”，才能够彻底改变纯粹报道工作、面孔呆板、自说自话的党报形象，使党报回归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传播先进文化的社会功能，进而在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
　　按照新闻规律办“新闻党报”，还要正视和解决党报社会化的问题，亦即通过进报亭、进家庭、进零售市场，通过自办发行与邮局发行结合、市场零售与公费订阅并重的发行模式，扩大党报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走出多年来群众对党报“视而不见、见而不阅”的尴尬，使党报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当然主角和社会舆论主阵地。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范玉刚/《学习时报》2010-2-1）

　　调整党委和党报编辑部的关系
　　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发展之路？就党委领导这一角度看，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考察和思考：
　　首先，党报是党委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闻业务单位。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
　　其次，党委对党报性质与功能的定位，视野应开阔，空间应拓展。在继续强调和落实党报的喉舌地位与作用时，还应突出重视和实施党报的耳目地位与作用。党报必须得到委任和授权，替党委到群众中去倾听，去观察，去发现问题与看到不足，帮助党委更全面地透视社会和透视自身，及时把握好社情民意。
　　再次，调整党委和党报编辑部的关系。党报难以真正有效地监督党委，其原因就在于从属关系所制约。党报编辑部尤其是总编辑如果不是由党委任命，而是像欧美国家那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报不直接对党委而是对党代表大会负责，则会是另一番景象。另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关于加强舆论监督的文件表明，现在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废除党报无权批评同级党委的那个1953年的“复示”了。
　　最后，应该确立“党报是全党的财产”的观念，从制度上确立“党产”的理念与经营体系。如是，则党报不仅要通过自己的出色的市场化运作在法律框架内为全党敛财，党委也有责任从经济上支持党报，使用党费订阅党报应该成为党报发行的常态。
　　为使上述四个层面的思考成为现实，重要的抓手我认为是制定政党组织法，用这一法规规范现代政党的执政行为，规定与监督党委与党报的关系，也为党报提供法律保护和法律救济，确保党报享有足够的舆论监督空间和市场运作自主权利。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南方传媒研究》2010-1-5）

　　报业数字化的根基是采编流程再造
　　媒体数字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如果抱残守缺，停留在纸媒时代的辉煌而止步不前，不去主动打破旧的作业模式，不去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就不可能揭开报业发展的新篇章。我们需要不断地自我解放，在实践中积累对新媒体的经验与认识，并与时俱进地发展这些经验与认识。
　　第一，报业数字化的根基是对报业采编流程的再造。报业的采编流程再造不仅仅指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之上的立体化、全媒体化。
　　传统报业新闻生产遵循的是采访—写作—编辑—排版—印刷这一模式，其缺点在于作业流程长、出版周期固定、应变能力差，难以适应数字媒体时代信息全天候实时更新的特点。报业数字化必须要再造生产流程，建设一个互动、共享的多媒体采编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媒体都能够共享信息资源，每一条新闻都在不断滚动，可以随时跟踪。前方记者在采访的同时就能同步完成后台编辑，在编辑制作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地补充、汇集各方最新资讯，并且能够通过一次制作，多介质、多渠道同时发布，使整个新闻制作流程滚动起来，由“一条线”向“一个圈”转变。
　　第二，报业数字化的中心问题是新媒体的商业模式问题。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不仅因为其使用了最新的技术，更与其具备的独特商业模式分不开。因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培育报业新媒体的市场主体地位，让报业新媒体群真正实现独立运营，形成“造血能力”的问题。就此而言，“大而全”的模式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突出特色，做出深度，垂直发展，才能突破成长中的瓶颈。
　　第三，报业数字化还需破解版权与技术这两道难题。网络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免费和共享联系在一起，这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包括报业在内的众多内容生产商的利益。由于长期缺少版权保护，免费内容的易得性在大量分流报纸读者的同时，还将报业置于了整个产业链的最末端和最底层。
　　因此，如何做好版权保护，让报纸花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所采编的内容能够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是推进数字报业发展所绕不开的一大难题。发展新媒体，技术是引领。传统媒体尤其是报业，由于技术积累的薄弱，对数字传播技术大多仍停留在应用的层级，对新技术的发展了解不够，理解不深，研发能力不强，更难以掌握数字报业的核心技术。这使得报业在市场中总是慢人一拍，或受制于人，成为发展中的又一大难题。
　　（上海日报总编辑张慈云/人民网/2010-1-31）

　　微博政治中的传媒行为
　　对于权力体系中的人来说，互联网被当作一种威胁治理的工具，工具论在他们那里非常流行；而对非权力体系的人而言，互联网有着比工具论更广泛的意义。它是生活方式，让这些被权力排斥的人看到、享受到全新的社会世界，微博作为文化超越了工具论的范畴。可见，技术政治对不同身份的人群可以有相反的解释，关键就是目标的差异。
　　控制互联网对不同人群就产生了相冲突的结果。对前一种人群来说，不过是想让工具更合心意，可这却对另一种人群形成了生活方式上的威胁。如果微博唤起了更多人的自主意识，相信工具论的推广会遭到抵制。
　　微博时代的新闻观会被大众更加清楚地评估。换言之，不是新闻观创造大众，而是大众的趣味反作用新闻观的进化。如果不能理解这个正在强化的现实，微博的人际网络将会自觉拒斥与新闻观的结合。侧身不同类型的媒体，记者编辑可以借此预测自家媒体的未来。因应新闻观的读者分离、分层和分化将会加速。从来都不是读者远离报纸，而是报纸选择了对大众的朝向。
　　真正的微博可以达到人的解放，帮助人们从严格划定的社会蜂巢中游离出来。对现时的报界来说，不是要回答微博之后是否需要报纸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如何促成这样的社会进展。这就和观察者的情绪毫无关系了。行动者一直有力量。尽管对媒体的管理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可是这种改变并没有真正体察微博所蕴涵的力量和变数。很多自以为缜密的东西，实行前就已腐朽。
　　人们从社会中出走，实践着微博政治。可仍要面对这样一种吊诡的局面，亦即：我们一方面处在所谓的微博时代，另一方面又要争取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微博时代。这是以微博的名义暴露出的荒诞景象。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宋志标/《南方传媒研究》2009-12-31）

　　农民话语权缺失是社会的悲哀
　　我个人认为，目前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权益缺失和既有权益得不到保护。这主要由长期的二元结构影响造成。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拿掉所有锁在农民身上的枷锁，给农民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例如给农民充分的土地权、融资权、组织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就医权等等；其次，国家投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再次，给他们营造一个公平公正、让正义主导一切的环境，农民和农村就会慢慢发展起来。
　　市场经济是各利益阶层的博弈，改革也是各利益阶层的博弈。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会追求回报，为农民说话的利益回报很低，愿意为农民说话的人不会太多。农民话语权缺失，是农民的悲哀，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的表达渠道是缺失的，表达能力也不高，所以需要媒体为他们说话。
　　我坚信,个人或者某个媒体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正义的力量是强大的,个人或媒体要为农民说话,必须与正义为伍。对农民进行公民意识启蒙,帮助农民维权,落实法律和政策赋予农民的权益,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仍是我们今后三十年最重要的任务。    
　　（南方农村报主编陈永/天涯社区2010-2-1）

　　好杂志必须有沉重感，让读者有压迫感
　　评判一本好杂志有两个标准：一是这本杂志有没有足够的分量？也就是说，如果一本杂志虽然很丰富，但是没有“重量”，我觉得这个杂志是轻薄的。现在这种媒体很多，娱乐一下人民，搞笑一下，我很看不上这样的媒体，我觉得它是轻浮的。好杂志一定是读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甚至阅读的时候觉得有沉重感、压迫感。这是一本好刊物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它同时也应该是丰富的，不同的读者可以在里面寻找到自己喜欢的、有趣味的内容，而不是只有一种内容。这是一本好刊物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怎么能够做到满足不同的读者需求，一个17岁的读者和一个45岁的读者在里面都能找到他喜欢的内容。编辑记者队伍要能够提供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产品。
　　网络、电视媒体对平面媒体的挤压都特别严重。包括广告大量转向网络、转向电视，一般性的新闻都可以在网络、电视上得到，读者就不看平面媒体了，所以平面媒体的发行量大量下降。
　　我始终认为，平面媒体的生存可能是越来越往深度上走。如果你不往深度上走的话，就没有生存之地。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人民网2010-2-2）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３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