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批评政府成为难题，多是因为媒体怯懦
　　创造条件让民众批评监督政府，是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项重要承诺。温家宝总理作出宣示后，一些省部级官员都有表态。3月12日，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在接受采访时，不预设话题，不拒绝记者提问，临了还问：还有没有敏感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也说，舆论监督不是负面报道，而是正面新闻。除他们之外，也不难找出类似级别官员的相似表达，显示就批评政府已有共识。
　　批评政府不是一个完成时态，否则就难以理解温家宝总理“创造条件”的提法。原则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督促官员不设障碍，有助于清除批评政府遭遇的困难。但可否就此认为，使批评政府从可能到可行的动力仅仅在于官员呢？媒体和公众就可以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恐怕未必。
　　对政府而言，提高对批评的容忍度，这是政治文明的表现，也被写进各种文件中。可是对新闻媒体来说，批评其实是一种权利，可以说是宪法赋予，也可以说是受民之托。批评政府，就是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替苍生讲人话。就此推论可知：创造批评政府的条件，更需要新闻媒体不懈努力，而不可能不劳而获。
　　无论是承担“创造条件”的主语，还是成为“批评政府”的主角，新闻媒体都不可缺席。若官员对此能理解，可以事半功倍；如果难理解，就需要一个媒体说服的过程。可以说，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才是促成批评政府的最得力主体。假如只是坐等，媒体不啻自我放逐，自动抛弃职守和责任，这对政府和公众都是伤害。
　　诚然，批评政府的良好环境有待建设，媒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些媒体和记者就此消沉、退缩，正中某些官员的下怀，这对塑造良好政府的局面殊为不利。好政府，大众造。倘若媒体都冷对或拒绝参与这个进程，怎有颜面去面对公众？
　　完全仰仗政府自我改造完毕再请媒体去批评，不切实际。批评政府是一条漫漫长路，媒体要接受这种现实，进而做韧性的争取。这是为政府计，也是为公众好。其间难免会有反复，但就更需要媒体凝神聚力，合力打拼。坐言与起行，这是媒体天职的一体两面。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即是为国家争自由”。这样的信条对媒体一样适用。信条不在凌霄处，探试左胸便知有无。
　　媒体难以批评政府，诿过于政府是最简便的。只因这样一来，就好像可以原谅自己，不用负疚和羞愧。实际上，媒体的面貌和性格更多是自己塑造的。
　　批评政府成为难题，固然有客观环境的因素，可更多时候是因为媒体怯懦。究竟是政府做得太少，还是媒体勇气太少，值得辩证反思。
　　(南方都市报社论/2010-3-14)

　　公权力须无条件接受新闻舆论监督
　　我想谈谈对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训斥《人民日报》旗下《京华时报》女记者，并夺走录音笔一事的看法。
　　在邓玉娇案发生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上，记者向湖北行政长官提问这一曾经震动全国的社会热点事件，是记者职责所在。一个负责任的地方领导干部，有义务借两会的场合，梳理和反思处置邓玉娇案的经验教训，并对于避免类似案件再次发生、疏导民意、化解民怨提出建设性的思考。
　　我了解到，近年来一些地方领导人经常抱怨：新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动不动就想封网，抓捕敢向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网民。邓玉娇案中，基层政府甚至以“防雷击”为名，停止了电视信号转播。我看这些同志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舆论引导新格局”的战略判断，缺少认真的学习体会。他们至今还搞不清楚，新闻的发生是第一位的，新闻的报道是第二位的。闹出矛盾来，解决问题是根本，只想着舆论“灭火”是治标不治本。回避实质问题的“灭火”，有可能把小事闹大、大事拖炸，对于维护地方利益和政府形象甚至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提出媒体和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目的是配合党和政府解决现实生活中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一味要求他们回避现实矛盾，以鸵鸟姿态，放任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坐失通过舆论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的良机。
　　3月11日，我看到报章上李鸿忠同志就此事的公开回应，感到很悲哀。堂堂地方大员对于在两会这样的庄严场合，夺下记者录音笔这样的明显失态行为，竟然没有一丝歉意，辩解说“我们就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首都两会驻地不是邓玉娇的家乡野三关，那里去年曾经发生过动用公权力抢夺记者采访器材、殴打记者并逼着记者认错的事件。
　　记者问：“许多网民要求您向记者道歉，您怎么想？”李鸿忠同志断然回答“我觉得不涉及道歉”，接着以长者的口吻宽容这位受辱女记者的莽撞：“很多年轻人刚从业，也很不容易”，“有的时候，有一些误解啊，像传递信息不很全面啊，我看也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后面这句话，意思完全弄反了，似乎是记者本该向他道歉，只是因为领导同志宽容大度，才不跟年轻人计较了。我看这样的表态不仅极为勉强，也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诚恳和诚实。此事糊里糊涂地过去，只会拖累党的形象、政府的声誉！
　　温家宝总理刚刚在2月27日与网友交谈中表示：我是“公共财产”，属于人民。公权力形象和公信力属于“公共财产”，需要自觉地、无条件地接受公众，特别是新闻舆论的监督。对抗监督，就得鞠躬道歉，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原则问题，没有什么“慢慢就好了”的可能。
　　（中宣部新闻局原局长钟沛璋/青年时报2010-3-12）

　　网络时代，给执政党提出新考题
　　给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信仰”考题。
　　网络时代，各种观点在这个开放、匿名、互动的平台中交流、交锋、交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增强。在社会转型期，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可以预料，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会思潮的发展，网上意识形态、思想观点的争论将会长期存在，并日趋激烈。
　　给党和政府公信力提出“信任”考题。
　　互联网一方面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同时也会使一些言行在网上被渲染和放大。网络传播效应将通过个人和个别事件影响到整个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信息来源广泛、时效性强，很多问题真假难辨，混淆视听。
　　给党的干部队伍提出“能力”考题。
　　从实际情况看，每一起轰动的网络事件背后，都有一些素质不能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党员干部。网络时代，究竟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在强大的网络舆情面前，党员干部的应对能力、承受能力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给党的组织运行提出“管理”考题。
　　网络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爆炸式地扩散信息。二是极端化地放大民意。如今，传统的话语体系易被边缘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靠组织体系、靠宣传工具进行社会动员模式，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网上民意汹涌，党的组织管理难度增大。
　　给党的新闻宣传提出“引导”考题。
　　近几年，网络热词频现，每个热词背后，都是一个社会热点。事实证明，面对网络信息麻木、迟钝地“躲”，对待网络舆情仅仅采取“堵、删、封”，不顾民意地“拖”……已经和网络时代的要求、人民群众的诉求格格不入，必须直面网络时代给党的新闻宣传提出的“舆论引导”新考题。
　　给维护社会稳定提出“安全”考题。
　　网络时代，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酝酿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同时，境外敌对势力也在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窥视中国，曾有西方媒体叫嚣“要用互联网崩塌中国的长城”。信息资源也将成为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战略资源。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利/《党建研究》2010年2月）

　　新闻应成为“公共的喉舌”
　　为防止社会动荡，个人的心性诉求不可能长期被社会权威结构忽略。由于，我们懂得，后者在中国未来几十年将主要以“官僚政治”的方式存在，于是，我们知道，前者在未来将主要以“公共事件”的方式冲击我们的社会，如已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吉林石化污染事件”。
　　个人情感、家庭关系、社群问题，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伴随着物质生活，在社会的稳态时期原本不是公共事件，在转型期的中国却屡屡引发公众关注。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人权利与官僚政治间的冲突，因缺乏平衡机制而获得了普遍性。换句话说，西方正常市场社会普遍已经确立的基于新闻自由的公共领域，在我们这里不应长期缺失。这就意味着，新闻就应成为“公共的喉舌”。
　　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发展并且无视公共领域抗衡官僚政治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氛围内，理想地，每一个人，不再受任何利益群体及其党派的支配，从而可充分地追求心性自由，并由此开发自己的创造潜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中国改革》2010年1-2合刊）

　　媒体，请收起你的“娱乐板砖”
　　看一些媒体的两会报道，对一些所谓“雷语”的铺天盖地的评论中，充斥着追求刺激的“娱乐板砖”。
　　所谓“娱乐板砖”，就是带着一种玩的心情，凡是能刺激社会神经，吸引公众眼球的，不细辨真伪，不考虑效果，抡起“板砖”就拍，有的近乎进行人身攻击。
　　对一些刺激社会神经的尖锐话题，以吸引眼球为己任，就会导致断章取义的新闻风格、偏激调侃的评论方式。这种方式，会使解决社会积弊的舆论共识悄悄流逝，加剧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隔膜。所以，创造民主监督的条件，首先需要媒体收起“娱乐板砖”，培育公正负责的专业精神。
　　在舆论走向开放、创造条件让人民进行民主监督的今天，媒体有权利对代表委员的一些不当言行进行监督，有权利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有权利问一问他们有没有认真履职，代表谁，替谁协商，帮谁说了话。但同时不可忘记，监督代表委员认清自身责任、提高议政水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要提供一个让人敢说话的开放的舆论环境。
　　民主社会的一句经典语言是：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包括说错话的权利。
　　对代表委员一些不当的言论，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可以进行批评，但硝烟四起、群起攻之只会让代表委员从此噤若寒蝉。一个不敢说话的议政气氛，于国于民都不是什么好事。
　　（刘畅/中国青年报2010-3-8）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３月下